2023年7月27日发(作者：)

论古希腊人“重男轻女”的性别取向

发布日期： 2012-02-19 发布：

2011年第6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伽达默尔与浪漫主义诠释学

基于演化博弈的军民融合资源共享机制

国际投资方式:基于市场信息的分析

李白与《逍遥游》

曹操《短歌行》剩义拾零

《诗经》山水阻隔诗的文化意蕴

微博的传播模式与传播效果

民事诉讼纠纷要素处置的局限性及其消„

论缔约过失的损害赔偿

唐朝后期颍州隶属变动及其对政局的影„

论古希腊人“重男轻女”的性别取向

联邦德国劳资共决制的形成及影响

“文明开化”政策与日本女子教育的发„

教育哲学、德育、课程与教学论研究重„

黎锦熙的汉语构词法研究及其贡献

空间隐喻与位移事件结构“去VP”中„

关键词： 希腊； 城邦；公民；性别取向

论文网

摘要： 公元前6至前4世纪，古希腊人的性别取向非常明显：重男轻女，男尊女卑。女性是“间接公民”，被排除在选举、司法和执政等公共权力领域之外。女性公民是不同于男性公民的“他者”。女性被书写为女妖魔和不同类型的雌性动物。女性意味着软弱、疾病和灾难。女性公民受到的教育相对较少。城邦通过早婚早育和性别比例控制女性，相对减少女性人数。

中图分类号： K545.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

On Ancient Greeks’ Gender Orientation: “Man is Superior to Woman”

XIE Guangyun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Key words: Greece; polis; citizen; gender orientation

Abstract: The ancient Greeks’ gender orientation is obvious between

the 6th and 4th century B.C.: man was superior to woman. Women were

“indirect citizens”, excluded from the elections,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other public authorities. Female citizens are “others”

different from male citizens. Women were portrayed as different types of

female monsters and female animals. Women meant weakness, disease and

disaster. Few female citizens were educated. Polis controlled the

population of female citizens by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earlier than

ordinary. 第6期解光云： 论古希腊人“重男轻女”的性别取向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9卷近年来，国内学者在研究异域文明话语的形成和古希腊人的民族认同时，多有剖析西方古史研究中关于希腊人和蛮族人“他者”（others）的建构问题。①实际上，这种对“他者”的历史著述，并非仅见于古希腊人与蛮族“他者”形象的建构，也表现为对古希腊女性“他者”形象的书写。而对古希腊女性“他者”形象的书写，是古希腊人“重男轻女”的性别取向所致。

在父权制确立以后的古代社会，“重男轻女”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学界对古希腊男性在城邦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已成共识，但对古希腊女性被轻视的历史探究并不多见。②古希腊的男性与女性，虽然同是城邦公民，但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城邦制度下，古希腊人“重男轻女”的性别取向非常明显：男性是统治者，女性是被统治者。男性优于女性。相对于充分享有公民权力的男性“全权公民”而言，女性则是被排除在选举、司法和执政等公共权力领域之外的“间接公民”。

在家庭教育与家庭关系中，女性不被重视。城邦通过早婚早育和性别比例的控制，相对减少女性人数。在古典作家笔下，甚至将古希腊女性异化为不同于男性的女妖魔、母猪、母狗、母狐狸等不同类型的雌性动物形象。女性意味着软弱、疾病和灾难。古希腊人正是在“重男轻女”性别取

收稿日期： 201106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8JJD770086）

作者简介： 解光云（1964），安徽合肥人，历史学博士、博士后，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世界古代史，尤专于西方古典文明史。

①参见黄洋：《希罗多德：历史学的开创与异域文明的话语》，《世界历史》2008年第4期；《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东方”想像》，《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徐晓旭：《马其顿帝国主义中的希腊认同》，《世界历史》2008年第4期；《罗马统治时期希腊人的民族认同》，《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②国内学者有关古希腊女性地位的研究成果，参见裔昭印：《从家庭和私人生活看古雅典妇女的地位》，《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从城邦的特征看古代雅典妇女的地位》，《世界历史》1999年第5期。向的基础上，完成对古希腊女性“他者”形象的建构，从而为将女性公民排斥在城邦公共权力之外，维护男性公民的统治地位提供了根深蒂固的话语传统。

一、女性是“间接公民”和“他者”

古希腊城邦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公民集体。在城邦制度的运行中，女性被完全排除在政治、司法、军事事务之外。自梭伦（Solon, 前638-前559年）开始的立法者的法律，明确表达了对女性公民的权力限制和排斥。认为对女性的行为加以规范有益于城邦统治。女性的活动范畴应当仅限于家庭生活。女性可以拥有公民身份，但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力。女性既没有选举权（表决权），也没有执政权，不能担任城邦的公共职务。在法律上，女性也是无行为能力的人，不能提起诉讼和出庭作证。女性只是一个依从于父亲或丈夫的“间接公民”。女性所具有的公民身份，只是为男性公民之妻并合法生育公民。“她们是唯一能生育公民的群体”。［1］169公民大会、议事会、陪审法庭等城邦主要权力机构的公职人员全部是成年男子（18岁以上）。城邦也经常被看作是“男性公民俱乐部”。因此，女性成为古希腊城邦中的“失语者” (Muted group)。［2］11 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前384-前322年）的演说词中提到一个妇女。其丈夫的债主闯入家中，当时只有她和未成年的儿子在家，债主们抢夺家具，并要把她儿子当作奴隶抓走。［3］XLVII, 5758丈夫回家后，决定起诉这些债主。但当这位丈夫向别人咨询应如何起诉他们时却被告知：既然起诉只是靠其妻子和孩子的证词，那么，起诉将没有什么意义。［3］XLVII, 6970亚里士多德言：“人是城邦的政治动物”。［4］1252a25在古希腊作家笔下，女性被书写为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女妖魔和不同类型的雌性动物。女性意味着软弱、疾病和灾难。

女性是祸害和灾难的思想根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人类各部落原本生活在没有罪恶，没有劳累、没有疾病的大地上，命运三女神“命运三女神”是指克洛索、拉赫西斯和阿特洛帕斯。克洛索纺生命之线，拉赫西斯为每个人安排命运，阿特洛帕斯是带有可怕剪刀的报复女神。给人类带来了这些灾难。”在古希腊神话中，女人以肉体、语言、歌声、美食和舒适的居所诱惑英雄，或者使其死亡，或者使其忘记使命。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女潘多拉，既有美丽、智慧等一切天赋，也是邪恶、欺诈等一切祸害之源。从潘多拉诞生的那一时刻起，人类便不得安宁，“不幸漫游人间。不幸遍布大地，覆盖海洋。疾病夜以继日地流行，悄无声息地把灾害带给人类”。［5］9095潘多拉为人类制造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

赫西俄德（Hesiod，大约生活于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的古希腊诗人）甚至训诫兄弟说：“你千万不要上当，让淫荡的妇女用甜言蜜语蒙骗了你，她们目光盯着你的粮仓。信任女人就是信赖骗子。”［5］375“男人不应该用女人用过的水洗澡，否则他会因之在某个时候遭到深重的灾难。”［5］755

在诗人赛蒙尼德斯（Semonides，约前556-前468）又作“凯奥斯岛的西摩尼得斯”(Simonides of Ceos)，爱琴海凯奥斯岛的抒情诗人。除少数著名的短诗外，他的作品只有一些残篇传世。的笔下，女人是宙斯为男人设计的所有邪恶中最大的灾祸：

每个男人都喜欢在别人面前夸耀自己的妻子，

与此同时，对其他男人的妻子吹毛求疵，

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们都具有同样的命运，宙斯设计了这个所有邪恶中最大的灾祸，

所以，冥王哈德斯欢迎那些为了女人而争斗的男人进入他的王国。［6］23

在古希腊哲人看来，女人气还令善战的男人失去了丈夫气，乃至打败仗。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在论及斯巴达妇女的失德时指出：“斯巴达的妇女气曾经消靡了他们固有的丈夫气，从而造成最恶劣的后果。当忒拜人入侵的时候，斯巴达妇女就大大不如它邦的妇女。她们表现得十分慌张。斯巴达男子们受到自己妇女的纷扰比所受敌军的袭击还要严重。”［4］1270a他还认为，妇女在斯巴达流于放纵，由来已久。“斯巴达人同阿尔喀斯人、美塞尼亚人、阿卡第亚人先后作战，男子们多年出征，在行伍中养成了若干良好（服从）的德性。等到战罢回乡，就乐于遵守立法家的安排。但那些家居的妇女们却并没有在国外战争期间培养好同样守法的精神。”斯巴达的立法者来库古（Lycurgus，大约前700-前630年）也曾设想把妇女纳于其法律约束之下，但由于她们群起反对，来库古最终放弃了这个企图。［7］780B781A

“妇女的放纵直接养成她们的放逸习性而使全邦的政治结构陷于失调，而且又间接培育了贪婪这一恶德。”［4］780B，781A赫西俄德把娶一位贤惠妻子看作是胜过获得其它任何东西。“没有比娶一位品行恶劣的老婆更糟糕的了。好吃懒做，不顾丈夫死活的妻子会促使其夫过早的衰老。”［5］700703为此，赫西俄德在作品中时常流露出厌恶女人（misogyny）之情感。这也是古风时代古希腊男性较为常见的性别取向。如此性别取向的明显例证，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女人“潘多拉”（Pandora）的故事在古风时代流传甚广的作品《神谱》和《工作与时日》中均有记述：宙斯为了惩罚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为人类偷盗火种之举，创造了这个“美丽的罪恶”：当潘多拉揭开手中的瓶盖，瓶子里装着世间所有的不幸和疾病全部飞散而出。由此，人类继承了潘多拉“不知羞耻的心和欺诈的天性”。［8］612［5］105赫西俄德告诫：女人靠男人生活，“其禀性就如无刺的雄蜂，只吃不做，白费工蜂的劳动。”“你千万不要上当，让淫荡的妇女用甜言蜜语蒙骗了你。”［5］373375

在古典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女性形象常常和异邦人及动物联系在一起，而男人则通过与这些形象的抗争，表现出自己的勇猛和威武，凸现女性是弱者。“女人、男人可以有同样的才能适宜于担任国家保卫者的职务，其分别只在于女人弱些男人强些罢了。”［9］Ⅴ.E.女性在生理方面有着永远也无法克服的先天性缺陷。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雄性是运动的本原，雌性只是作为质料存在。“对于生成之物来说，作为运动本原的雄性比作为质料的雌性更为优越，更加神圣。”“就天赋而言，夫唱妇随是合乎自然的，雌强雄弱只是偶尔见到的反常事例”。［11］I,728a

女性不仅是不同于男性的弱者，而且女性犹如不同类型的雌性动物，例如，女妖魔、母猪、母狗、母狐狸等。古希腊诗人赛蒙尼德斯在一首诗中对妇女如此写到：

当长毛的母猪在泥中打滚，摇摇摆摆地在地上走动的时候，

他依照其性情造成了一种女人，

家中的一切肮脏杂乱，

她从不洗澡，整天坐着，无所事事，

她穿着脏衣服一副狼狈样，变得越来越胖。

宙斯依照邪恶的狐狸的性情造成了另一种女人，

一种诡计多端的狡猾女人――她不会错过一件事，

无论是好是坏。她所言之事有时令人愉快，更多的时候则令人讨厌，她的情绪不断地改变。

下一种女人，宙斯按照狗的性情造成，灵活机智，像其母亲一样淫荡。

她想介入人们所谈所做的一切，东奔西跑好奇地打听每一件事，

即使没有人听她唠叨，她也要把它嚷出来„„。［6］22

由此可见，古希腊人对女性“他者”形象的书写是在相异于男性的基础上完成的。通过对女性“祸害”、“灾难”、“弱者”形象的书写，突显古希腊男性的良好品德。而优良的城邦应是优良品德的公民集体。具有良好品德的男性公民理所当然是城邦的统治者。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城邦男女间的关系自然地存在着高低的分别，也就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4 ］1254b1113

二、女性在家庭教育与家庭关系中不被重视

古希腊城邦的女性，年幼时与外界社会的接触很少。对于女孩而言，她的教育主要在家庭中完成。母亲承担了主要的教育任务。母亲所能教给女儿的是纺织技术和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妇女所要具备的德行。在古希腊人看来，受人尊敬的妇女是待在家中的，而家务中必需的户外活动多由奴隶等打理。

女性一生受到父亲或丈夫等男性公民的监控，尽量少看、少听、少说话。“作为女人，最大的光荣就是尽可能地不被男人评论，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12］Book Ⅱ.Ⅵ45相对于具有广泛社会经验的男性而言，女性的阅历和能力很难与男性相匹敌。“在刚结婚时，女子只懂得怎样把交给她的毛布制成斗篷，只懂得给女仆们分派纺织工作。要成为家庭事务的管理者，她们还需要丈夫的管理和调教。”色诺芬（Xenophon, 约前430-前354）在《经济论》中非常强调丈夫对妻子的掌控和调教。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则将妻子比作羊和马，而将丈夫比作牧羊人和驯马师。［10］Ⅶ

而对男性的教育就有所不同。男孩主要由父亲来教导。妇女对于下一代男性公民的义务，在生下他们的那一刻就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女性公民主要承担的责任是生理上的人口繁殖。城邦意义上的儿子培养则是父亲的职责。儿子通过父亲的言传身教，学习祖先和父辈的优良品行及谋生技艺。梭伦立法规定：如果父亲不能让儿子学到一个谋生的技术，那么儿子就可以不赡养他。［13］ⅩⅩⅡⅡ23

但是，父亲也并非负责儿子全部的教育。一般情况下，7岁之前的儿童都在家中抚育。7岁之后的教育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从7岁至青春期（大约是13岁到18岁之间），另一个阶段是从青春期至21岁。［4］1336a, 1336b

从青春期到成年之间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这是从家庭生活中的孩子向城邦合格公民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男孩会离开父亲，接受城邦组织的体育训练和辩论等方面的教育。也可能接受被称为“爱人”的成年优秀男人的熏陶和教诲。“爱人”与男孩之间的关系被称作pederasty，即男人与少男之爱。

Pederasty源自男孩的成年礼，愿意是指“男人”对“男童”的爱或追求。παιδεραζηεω，也翻译为（妇女）爱少年男子（指性爱）；（成年男子）爱少年男子（指同性恋）。在成年以前，由一个优秀男人陪伴着男孩生活。主要的活动领域是作为城邦公共空间的体育场和会饮场所（Symposium）。这个男人既是男孩的教育者又是其“爱人”。男孩向“爱人”学习那些有助于其进入成年阶层的德行。［14］42Pederasty的同性之爱是男性教育中很重要的阅历。苏格拉底曾对亚西比德(Alcibiades，前450-前404)说：“除了一些爱人之外，没有人会关心你的出身和你所接受的教育与训练。”［15］122b

在家庭关系中，女性同样不被重视。在古希腊社会，很少有专门维护女性公民家庭地位与权益的司法制度与实践。古希腊人的家庭大致是围绕着一个男性而组成的结合体。这个男性既是父亲，又是奴隶的主人，更是女性的丈夫。男性家长在家庭中扮演了三种角色：父亲、丈夫和奴隶主。以男性家长为核心的夫妻关系和父子关系是家庭关系的轴心。相对于男性家长，妻和子都是被统治者。结婚之前的女性受制于父亲。已婚妇女则离不开丈夫的监护。即便是寡妇，也只能依靠一个男性亲属来保护她及其孩子。离异夫妇的子嗣一般跟随父亲生活，他们属于父亲的宗族。如果孩子的父亲去世，即便其母亲在世，这个孩子也被称为孤儿，随父亲的家族生活。城邦着力维护和调适的家庭关系是作为男性主体的父子关系。父亲和儿子是家庭关系统一的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城邦公民的荣誉和美德评价，通常会联系到其父亲或父辈的家庭。男性的荣誉既是家庭的，更是城邦的。荣誉是男性公民一生的追求。一个男性公民祖先的荣誉会惠及本人及其后代。反之，一个男性公民若臭名昭著，儿子也会受到牵连。父亲的行为和品行时常会影响到公民集体对其子的评价，“因为他们认为后代的身体、个性和品质来自父母。在人们的眼光中，坏父亲教导不出好儿子。”［4］1262b1720在雅典城邦甚至有这样的法规，一个男性公民如果背叛民主，“意图实施或参与实施僧主政治，那么他将被剥夺公民权，他的家人也将被剥夺公民权。”［16］16因此，在法庭上，辩论者经常通过建立和维护父亲的良好形象，来证明自己的品行。在法庭演说中，演说者经常通过质疑一个人父亲的公民资格来质疑或否认他的公民权资格。［3］XXII, 61作为男性公民的父亲与儿子，也是家庭财产继承关系的焦点。女性被基本排除在家庭财产继承关系之外，没有家庭财产继承权。通常，父亲死后，只有儿子才能合法地拥有父亲的财产。有时，父亲健在，儿子就极力想较早地获得财产管理权，父与子的冲突在所难免。古典时期的喜剧《马蜂》，描述了一对父子――菲罗克勒翁（父亲）和布得吕克勒翁（儿子）之间的激烈冲突：

菲罗克勒翁：我只想把毛驴牵出去，连同驮篮一起卖掉„„。

布得吕克勒翁：我不能卖吗？

菲罗克勒翁：你不如我会卖。

布得吕克勒翁：我比你会卖。

„„

菲罗克勒翁：哎呀！我怎样才能杀死你？怎样杀死呢？快给我一把剑„„。［17］169182，166

不过，城邦在总体上非常注重维持父子之间的利益一致关系。一方面，城邦通过延缓儿子的结婚年龄来控制家庭财产和家庭事务管理权的交接时间。例如，雅典城邦的男性结婚年龄一般在30岁左右。当儿子完婚时，父亲几近花甲之年，无论在精神上还是体质上都可能出现衰老的迹象。此时再由儿子替而代之担任家长，父亲似乎更容易接受。另一方面，城邦用法律来调适父子关系的一致。雅典法律规定，儿子不得虐待和打骂父亲，即便是父亲将儿子卖作男妓，儿子也有安葬父亲的义务。如果一个人遭遇虐待父亲或儿子的官司，会影响他的声誉，甚至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公民权资格的怀疑。法律允许父亲将儿子驱逐出家庭。一旦儿子被赶出家门，就意味着他不能继承父亲的任何遗产。［3］XXXIX, 39在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约前446年―前385年）的喜剧《云》中，父亲斯瑞阿得斯就以将儿子斐狄庇得斯赶出家门来威胁他，让他放弃那种奢侈的生活方式，不要再挥霍他的财产。［18］105125当然，父亲也不能任意地虐待儿子特别是已经成年的儿子，否则也将被告上法庭。

三、城邦通过早婚早育和性别比例控制女性

古希腊城邦基本上是小国寡民。公元前6―前4世纪，古希腊城邦的公民人口大致是二至三万人。［19］Ⅴ.97斯巴达城邦的男性公民人口基本维持在一万人左右。［20］19哲人笔下的理想城邦人口数量甚至更少。柏拉图（Plato，约前427年-前347年）在《法律篇》中提出，城邦人口应当是五千多名农夫和他们的田产保卫者；理想城邦的公民数限于5040人，［7］740B741A并言明各家子女或多或无的应相互调节，超额的人口应另谋出路，例如开辟海外殖民城市。［21］64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虽没有具体人数，但认为人口不宜过多，以公民能够相互熟悉为好。［4］1326b515控制人口数量是公民大会、议事会、陪审法庭等城邦权力机构有效运作的必要前提。而城邦的人口规模是以男性公民数为基准。在控制公民人口总量的措施中，城邦大多习惯于通过早婚早育和性别比例的控制，相对减少女性人数，维护男性公民的主体地位。

例如，雅典男人在30岁左右结婚，而女人则在15岁前后嫁人。［1］235由于女性和男性的结婚年龄相差较大，女性结婚较早，男性相对较晚。女性在结婚时普遍年幼，甚至还只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年龄和阅历上的差异使得妻子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同丈夫处于同等的位置。丈夫成为妻子的教导者，担任起类似父亲的职责，这很容易导致妻子对丈夫的依赖和顺从，进而强固以男性家长为中心的家庭关系。

不仅如此，城邦还极力控制男孩和女孩的性别比例。基本原则是“重男轻女”。在著名的雅典人家庭中一般都是男孩占多数。例如，苏格拉底有3个儿子，伯里克利与妻子生有2个合法的儿子，还与情人阿斯帕西亚生有1个儿子，柏拉图有2个兄弟。这些名人家庭的女孩数平均为一户一个女孩。研究者对古典著作中涉及的雅典名门望族的家庭人口统计调查表明，在346个家庭中，有271个家庭的儿子多于女儿，并且男孩与女孩的比例严重失衡，大约为5 ∶1。［2］6768

当然，这个比例并非完全是自然生育的结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残疾、非法出生和家庭极度的贫穷而溺杀女婴有关。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为了提高公民身体素质应该溺杀不健康的婴儿。应该立法规定禁止抚养身体有残缺的婴儿。［4］1335b1920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前480年―前406年）在剧作《伊翁》中描写了克瑞乌萨被强暴后生下了一个私生子被遗弃山洞中的情景。［22］950

尽管男、女婴儿都有被溺杀的现象，但是，女孩似乎遭此厄运的比例较大。女孩是被溺杀婴儿中的主要群体。与女孩相比，遭到溺杀的男孩子要少得多。公元前1世纪留传下来的希腊人希拉瑞翁（Hilarion）写给其妻子的信中说：“要是有足够好的运气，生下一个孩子。若是男子，就让他生活下去。若是个女孩就抛弃她吧。”［23］132

不可否认，古代社会的不同国家或地区都曾有过类似的控制人口增长和性别比例的举措。但在古希腊城邦合理控制公民人口规模的主旨下，似乎更关注如何适度减少女性公民的人数。此举无疑是“重男轻女”的性别取向。

总之，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古希腊城邦，“重男轻女”的性别取向不仅是事实，更是古希腊人对女性“他者”形象构建的一种注解。如果说“重男轻女”是父权制社会的常态，那么，古希腊人的“重男轻女”则是在基本类似于古代社会其他地区“重男”现象的同时，更多的是通过排斥女性于公共权力之外，构建女性是“弱者”、“灾难”、“祸害”的“他者”形象，强化男性的家长制地位与作用，相对减少女性人数等诸多举措，进一步彰显男性公民的良好品德，巩固男性公民的统治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希腊社会在“重男”的同时，“轻女”现象更为严重，以此反衬出古希腊男性公民更为杰出。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荷马以降的古希腊哲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戏剧作家的笔下，大多以男性公民为核心书写和叙事，并且，古希腊男性公民大多以各类英雄式的人物形象出现于古典叙事文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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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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