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4日发(作者：insp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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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城址特征看宝墩文化来源

——兼谈“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的关系

赵殿增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摘要：“宝墩文化”于4500～3700年前在成都平原西南部和中部先后建造了

８座古城址，采用的两面堆土的筑城技术，城址的形状大小，一大数小的群体布局

等，都与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相同，共同构成了中国史前古城址群的三

大类型之一。宝墩古城址群时代略晚，筑城技术与设计更加规范，推测该文化可能

主要来自于长江中游，其动因或许与中国古史中“迁三苗于三危”的事件有关。处

于成都平原北部的“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4800～4000年前，主要来源于距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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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宝墩文化的来源问题，近年学术界进

行了比较集中的讨论，主要有东来说、西来

［1］

一 宝墩古城址群的形态与特征，可能

主要来自于长江中游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先谈谈长江中游的

史前古城址情况，再来分析它们与宝墩文化古城

址群的关系。

距今约5000～4000年前,是我国史前考古学

文化中的“龙山时代”，近年在黄河和长江流域

发现了一大批古城遗址，总数已有上百处之多，

主要可分为三个大的地区类型：

一个是以内蒙中南部和陕北为中心的石砌城

墙类型，如新发现的石峁古城，就可能是一个早

期国家的都邑；

一个是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夯筑城墙类

型，后来成为中原地区各时代城址的主体形式；

第三种就是以长江中游为中心的堆筑城墙类

型，如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古城址群等，具

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

［5］

近几十年间，长江中游发现的史前古城址

数量不断增多，何介钧2004年统计：“到目前为

止，长江中游在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已确知

的史前古城有九座之多”；万娇在2017年的

［6］

统计：“长江中游目前发现并确认史前古城共

15座”；最近《人民日报》载文报导：“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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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后期又从内外两侧堆土加筑，因而使墙体越来

越宽（图二）。第五，城址形状从圆形到多

［11］

边形到长方形，逐步走向规范。第六，古城面积

开始一般比较小，多为几万平方米，逐渐增大，

后期出现一百多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城址。第

七，古城址群主要密集均匀分布在山前的江汉平

原和洞庭湖平原西部，城址之间一般相距几十千

米，同期多为一座大城和多座小城，组成具有等

级差别的一群。第八，从社会形态看，它们已经

处于城邦林立的古国阶段中后期，开始进入国家

图一 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分布图

□重要遗址 ■无正式剖面城址 ○大溪始建的城址屈

家岭始建的城址●石家河始建的城址

1.阴湘城 2.马家院 3.城河 4.屈家岭 5.石家河

6.龙嘴 7.笑城 8.陶家湖 9.门板湾 10.叶家庙

11.张西湾 12.鸡鸣城 13.青河 14.走马岭 15.鸡

叫城 16.城头山

（采自《四川文物》2017年第4期）

文明的萌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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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和水稻田，还有一个筑城奠基时的人祭坑（图型。它始建于屈家岭中期，平面呈长方梯形，

三∶1）。面积24万平方米。东城墙长640、西城墙长740、

［13］

荆州阴湘城古城，圆形，面积20万平方米，南城墙长440米，北城墙为弧形。西城墙的墙

使用年代经过了屈家岭文化早中期，石家河文化底宽35、上宽8、高4～6米。护城河宽30～50、

和商周时期。城墙墙心横断面为梯形，高7米，用深4～6米，西面为天然的“东港河”，另三面

堆筑方法筑成斜坡状，顶宽6.5米，底宽约30米。是人工修建。有一河道从西北方的水门流入，

城内侧有护坡，城外有护城河（图三∶2）。从东南角的水门流出，再与古河道相连通（图

［14］

荆门马家院古城，保存情况最好，最为典三∶3）。

［15］

图三 长江流域古城址平面图

1．城头山古城 2.阴湘古城 3.马家院古城 4.石家河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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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石家河古城，位于两河汇合处三角地陶器作坊，东南方的罗家柏岭和肖家屋脊遗址，

带上，是长江中游最大的古城之一，面积达120还发现有铜原料和青铜制品。可以说石家河大城

万平方米。其中石家河早期的遗存占古城的三分“是石家河文化早期创造的伟绩”。

之二，是该城的繁荣时期。晚期快速衰落，距今上述这些特征，在成都平原上新发现的宝墩

4000年左右被彻底废弃，前后共存在了600～700文化古城址群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明确表现，又有

年。城址呈圆角方形，城墙用堆筑方法筑成斜坡一定的变化和发展，说明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密

状，城墙顶宽6～8、底宽约50、高5～6米。护城切的渊源关系。

河周长4800米，宽60～80米。城内外均有护坡，从1995年起，在成都平原的西南部逐渐发

至少经过了两次补筑。大城城圈内有几个大遗址现发掘了8座史前古城遗址（图四），年代

相互相连，其中最大最中心的谭家岭遗址，面积在距今4600～3700年前，始建年代可分为两组，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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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郫县古城

古城址群也是主要密集均匀分布在山前平原的西

部，城址间一般相距几十千米，带有主观规划性，

形成一组的完整的古城址群。第七，宝墩古城址

群的始建时代要晚于长江中游的史前古城址，大

约开始于屈家岭文化末期到石家河文化初期（距

今约4500年），沿续发展到距今3700年左右，社

会形态也已经处于城邦林立的古国末期阶段。

以上情况说明，宝墩古城址群从一开始就有

明确的选址标准与布局规划，和成熟的城墙建筑

技术。这些规划和技术，都与长江中游古城址群

极其相似。目前这类“堆筑城墙”的古城址群，

又只发现在长江中游和成都平原两处，两者应

属于一个相关的文化类型。而长江中游古城的年

代普遍要早于宝墩古城，它们之间可能有一定的

承继关系，成都平原上的这些古城址的技术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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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史上的‘核心’位置”，“早在1988年，这些考古学文化，特别是屈家岭文化到石家

湖南澧县彭头山在我国第一次发现9000年以前的河文化阶段，正与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

稻作遗存，长江中游地区在我国稻作农业起源和产生时间大体同时，它们很可能就是宝墩文化开

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首次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始时期就出现成熟的稻作文化的直接原因。

长江中游地区早期稻作农业的分布，南到道县玉从目前发现的资料看，成都平原最早的新石

蟾岩，北到河南贾湖，中心在两湖和江西，这是器时代文化，是距今5000年左右开始的什邡“桂

长江中游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原始稻作农业圆桥文化”。在“桂圆桥文化”一期阶段（距今

发展史上最光彩辉煌的一页”。约5000至4800年），农业经济仍然是以“粟作”

［25］

长江中游稻作农业的发展，经过了四个主要为主，“桂圆桥一期H43浮选的粮食作物中，黍

阶段：的数量占据了绝对优势，另有少量的苋科和粟，

一，萌芽期，12000年前，有三个特征：处未发现有水稻”。加之“桂圆桥文化”一期

于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居住阶段器物的特征，都表明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时代

地中发现野生稻谷；发现了最早的炊具。文化最初主要是从西北山区的“营盘山文化”等

二，起源期，有四个特征：处于12000年前发展而来的。“桂圆桥文化”二、三期，即“三

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发现了栽培稻痕迹；产生了星堆一期文化”的早期阶段（距今约4800～4500

制陶业，以炊煮为主；定居聚落形成，以江西万年前后），开始有了一些水稻出现，很可能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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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道理，反映了当前考古学新成果对中国古文化”与“宝墩文化”的关系问题。这是20世纪

史的一种新的诠释，值得进一步研究。八九十年代就出现了的老问题，也是至今还未能

关于“九州”中“梁州”的地界，《禹贡》得到很好解决的新问题。我在近年的文章中己经

云：“华阳、黑水唯梁州”。顾颉刚在《禹贡新谈了一些想法，这里再从宝墩文化的一些主

解》中说：“梁州北以秦岭为界，东至华山，西界要形态与特征可能来自于长江中游的角度，扼要

无可考，南限于长江，即今四川盆地地区”。谈点意见，和大家一起探讨。

［40］

邵望平认为：“四川盆地在公元前2000年前也是先回顾一下问题的产生过程。1980年三星堆

一个独立的历史文化区。但能否归入龙山文化圈遗址开始连续发掘后，领队王有鹏等根据前两次

之内，尚难做结论”，同时又说“它与‘早期巴发掘资料撰写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报告

蜀文化’分布区域大体相合”。中，正式提出了“三星堆文化”的命名，并把它

［41］

经过近30多年来的考古工作，四川地区的考分为四期。此后的《三星堆祭祀坑》发掘报

古学文化面貌已经初步廓清，其中成都平原上距告和三星堆博物馆基本陈列，都采用了

今4500～3700年的“宝墩文化”，就是一个突出这个说法，并进一步明确了各期的年代和内涵。

的代表。无论是成熟的堆筑城墙技术和发达的稻1987年召开的“三星堆十二桥遗址考古发掘座谈

作农业，还是各种器物特征和古城址群的社会形会”期间，有的学者提出三星堆遗址第一期是新

态，都证明它已经正式进入了“龙山时代”，其石器时代文化，不应该与青铜时代遗存命名为同

社会发展也大体同步，成为了龙山文化群体或称一个考古学文化。根据这个意见，1987年我曾首

龙山文化圈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证明了《禹次提出：“至于以三星堆下层所代表的新石器时

贡》所记述的“梁州”，在“宝墩文化”时期就代晚期所谓的‘早期巴蜀文化’，应该用首次发

已经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苏秉琦早在1987年就把掘的典型遗址将它单独命名，称为‘三星堆一期

“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共同划文化’。”1993年孙华将“三星堆文化”界

成为一个单独的“区系类型”，称它是中国史前定在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和第三期之内，第四期则

文化“六大文化区系”之一。1995年后宝墩另命名为“十二桥文化”，“三星堆一期文

［42］［48］

文化古城址群的发现，表明“宝墩文化”与长江化”也开始被较多人采用。1995年后宝墩遗址等

中游古城址群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进一步证明了相继发掘，由于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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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因素看，它的主人很有可能是传说中的到了“三星堆文化”时期的“鱼凫氏蜀国”之中

另一代蜀王——“柏灌氏蜀王”。它们曾与“蚕（表一）。这个问题本文只是提出一个初步设

丛氏蜀王”并存过一段时间，后期则被逐步融入想，还需要做更加深入具体的研究与论证。

表一 “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对比表

三星堆一期文化宝墩文化

距今年代4800～4000年前4500～3700年前

分布地域平原北部平原西南及中部

最初来源西部山区长江中游

聚落形态两河聚落修墙筑城

农业作物初为粟作带来稻作

器物特征大体相似有所差异

核心遗址三星堆遗址宝墩古城

中心面积500万平米274万平米

社会性质处于酋邦林立的古国阶段，逐步形成了三星堆与宝墩两个大型中心聚落（都邑）

发展去向在三星堆遗址直接发展为“三星堆文化”各城址后来逐步汇入到了“三星堆文化”之中

主人推测蚕丛氏蜀王柏灌氏蜀王

注释：

［1］刘俊男、李春燕：《宝墩文化来源研究》，《中华

文化论坛》2019年第2期。

［2］江章华、何锟宇：《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分析》，

朱家可、阙显凤主编：《三星堆研究》第5辑《三

星堆与世界上古文明暨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

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1～33

页，巴蜀书社， 2019年。

［3］何锟宇、唐淼：《宝墩文化聚落形态研究》，《中

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3期。

［4］同［3］。

［5］赵辉：《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北

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古代文明

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1卷，第32页，文物

出版社，2002年。

［6］季羡林主编，何介钧著：《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

化》，第42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7］万娇：《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城墙比较研究》，

《四川文物》2017年第4期。

［8］彭小军：《特色鲜明的屈家岭文化》，《人民日

报》2020年3月21日第5版。

［9］季羡林主编，何介钧著：《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

化》，第453页。

有学者认为考古不宜与古史传说相联系，

但我从在四川开始考古工作之时，就在老同志

帮助下，树立起了以考古资料和方法探索蜀史

的信念，认为这是考古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也较

早开始做了一些尝试。经过大家数十年的共

［54］

同努力，通过大量的考古发现发掘和反复的研究

论证，采取从后向前推衍探寻的方法，蜀史传

说中“五代蜀王”的后面三代（开明、杜宇、

鱼凫）所属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已经初步得到

证实。目前学界基本上认同：在公元前316年秦

灭巴蜀之前，以船棺葬和“圜底罐器物群”为代

表的“晚期巴蜀文化”（距今约2600年至公元前

316年），可能是“开明氏蜀国”时期的文化遗

存；以金沙等遗址和“尖底罐器物群”为代表

的“十二桥文化”（距今约3200～2600年），可

能是“杜宇氏蜀国”时期的文化遗存；以三星堆

古城和“小平底罐器物群”为代表的“三星堆文

化”（距今约4000～3200年），可能是“鱼凫氏

蜀国”时期的文化遗存。只是对各代蜀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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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季羡林主编，何介钧著：《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014）》，第

文化》，第454页。

［11］同［7］。［23］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四川省温江县鱼凫

［12］季羡林主编，何介钧著：《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村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8年第12期。

文化》，第455～464页。［24］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郫县博物馆：《四川省

［13］a.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郫县古城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文物》2001

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

6期；

b.季羡林主编，何介钧著：《长江中游新石器时

代文化》，第430页。

［14］荆州博物馆、福冈教育委员会：《湖北荆州市阴［26］季羡林主编，裴安平、熊建华著：《长江流域的

湘城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稻作文化》，第101～121页。

5期。

［15］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马家院屈家岭文化稻作文化》，第121～131页。

城址调查》，《文物》1997年第7期。［28］江章华、何锟宇：《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分析》， 朱

［16］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家可、阙显凤主编：《三星堆研究》第5辑《三星

年第1期。堆与世界上古文明暨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

［17］季羡林主编，何介钧著：《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1～33页。

文化》，第450页。［29］江章华、何锟宇：《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分析》， 朱

［18］江章华、何锟宇：《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分析》， 家可、阙显凤主编：《三星堆研究》第5辑《三星

朱家可、阙显凤主编：《三星堆研究》第5辑堆与世界上古文明暨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

《三星堆与世界上古文明暨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1～33页。

现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3页。［30］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

［19］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宝墩遗址·新津宝第37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墩遗址发掘和研究》，第69页，［日］ 有限社会［31］季羡林主编，何介钧著：《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

阿普（ARP），2000年。文化》，第464页。

［20］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大邑县文物管理所：［32］季羡林主编，何介钧著：《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

《2012—2013年度大邑高山古城遗址调查试掘简文化》，第468页。

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33］季羡林主编，何介钧著：《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

（2013）》，第1～44页，科学出版社，2015年。文化》，第472页。

［21］a.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市芒城遗址［34］季羡林主编，何介钧著：《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

1998年度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第54～98页，［35］俞伟超：《三星堆蜀文化与三苗文化的关系及其

科学出版社，2001年；崇拜内容》，《文物》1997年第5期。

b．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市芒城遗址

1999年度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第99～126页。文化》，第464页。

［22］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崇州市文物管理所：《崇［38］顾颉刚注释：《禹贡》，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州市紫竹古城调查试掘简报》，成都文物考古编辑，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

40～57页，科学出版社，2017年。

年第3期。

［25］季羡林主编，裴安平、熊建华著：《长江流域的

稻作文化》，第140、142页，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年。

［27］季羡林主编，裴安平、熊建华著：《长江流域的

文化》，第472页。

［36］同［35］。

［37］季羡林主编，何介钧著：《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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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1期 总第2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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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辑，第1～54页， 学苑出版社，2005年。［52］三星堆遗址的“三星堆文化”阶段，从两个大型

［39］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 祭祀坑发现了大量的青铜雕像和面具，研究者多

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2，第11～30认为它们可能是“鱼凫氏蜀国”时期的遗存。

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其中以“纵目铜面具”为代表的“神像”，大多

［40］顾颉刚注释：《禹贡》，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数人认为很可能是“鱼凫氏蜀国”先民对以“纵

编辑，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目”为主要特征的“蚕丛氏”进行“祖先崇拜”

第1辑，第1～54页。的标志物，说明“鱼凫氏蜀王”可能与“蚕丛氏

［41］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苏蜀王”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三星堆一期文

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2，第11～30页。化”在三星堆遗址直接发展为“三星堆文化”，

［42］苏秉琦：《中国考古学从初创到开拓》， 苏秉琦也从实物方面做出了佐证。

主编： 《考古学文化论集》2，第373页。［53］雷雨：《一年成聚 二年成邑——关于三星堆一期

［43］赵殿增：《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与古蜀文明新认文化的几点认识》，朱家可、阙显凤主编：《三

识》，《四川文物》2017年第1期。星堆研究》第5辑《三星堆与世界上古文明暨纪

［44］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

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文集》，1～20页。

［4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54］笔者曾提出了“早期、中期、晚期巴蜀文化”

文物出版社，1999年。三期说，认为它们的主人可能分别是蚕丛及鱼

［46］三星堆博物馆于1997年正式建成开放。凫、杜宇氏蜀王、开明氏蜀国的遗存。参见赵

［47］赵殿增：《巴蜀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文殿增：《巴蜀文化的考古学分期》，中国考古

物》1987年第10期。学会编辑：《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

［48］a.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四川（1983）》，第214～224页，文物出版社，1985

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年。后又提出了“五阶段说”，把新石器晚期，

民族考古》第5辑，第10～24页，四川科学技术和秦统一巴蜀之后至西汉中期最终融合为一体的

出版社，1993年；时期，也各划为一个阶段。参见赵殿增：《三星

b.雷雨：《一年成聚 二年成邑——关于三星堆一

期文化的几点认识》，朱家可、阙显凤主编：

《三星堆研究》第5辑《三星堆与世界上古文明［55］a.同［43］；

暨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

会论文集》，1～20页。文物》2019年第1期。

［49］同［43］。

［50］雷雨：《一年成聚 二年成邑——关于三星堆一期

文化的几点认识》，朱家可、阙显凤主编：《三

星堆研究》第5辑《三星堆与世界上古文明暨纪

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

文集》，1～20页。

［51］陈德安：《三星堆古城再认识》，朱家可、阙显

凤主编：《三星堆研究》第5辑《三星堆与世界

上古文明暨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国际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8 页。

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四川文物》

1992年增刊。

b．赵殿增：《三星堆神权古国研究》，《四川

（责任编辑 周羿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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