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4日发(作者：奥普浴霸价格表及各种规格)

2022年第6期 总第226期

古

蜀

文

明

分与合

——关于三星堆文化命名的省思

许 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摘要：长期以来，围绕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以及相关文化遗存的命

名问题，中国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三星堆遗址先秦时期遗存从最初被归为一个

文化类型，到后来被分为二至四个考古学文化，经历了分分合合的整合认知过程。三

星堆文化早期遗存应属新石器时代，而不属于青铜时代。三星堆遗址祭祀区8个器物

坑是迄今所知成都平原青铜时代最早的遗存，就目前的认识，其年代不早于距今3200年。

因而，将原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析分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月亮湾文化”

的建议是合适的。此外，原来被划归三星堆文化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器物坑，和被划

归为十二桥文化的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遗存前后相继，具有相同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系

统，将其作为成都平原最早的青铜文明，命名为“三星堆—金沙文化”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关键词：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考古学文化命名；青铜时代；成都平原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naming of the Sanxingdui site in Guanghan, Sichuan

Province, as well as the naming of the Sanxingdui Culture and other related cultural remains,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many controversies in Chinese academia. From the initial classifi cation as

one cultural type to the subsequent division into two to four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the remains

of the pre-Qin period at the site of Sanxingdui have undergone a process of integration and

recognition. Based on a systematic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history, the author re-examines the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periodization and genealogical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ntifying

the "Bronze Age." The main argument is that the early remains of the Sanxingdui Culture belong

to the Neolithic but not the Bronze Age. The eight artifact pits in the ritual area of the Sanxingdui

site are the earliest known remains of the Bronze Age in the Chengdu Plain, which, according to

current knowledge, are dated no earlier than 3200 years ago. Therefore, the proposal of isolating

the early remains of the original Sanxingdui Culture as an independent archaeological culture,

the "Yueliangwan Culture," is appropriate. In addition, it can be argued that the artifact pits at the

ritual area of Sanxingdui site that were originally classifi ed as the Sanxingdui Culture, along with

the remains of the ritual area at the Jinsha site in Chengdu, Sichuan Province that were originally

classified as the Shierqiao Culture, are successive and possess the same knowledge system and

value system. Therefore, it is reasonable to consider it the earliest bronze civilization in the

Chengdu Plain and thus name it as "Sanxingdui-Jinsha Culture."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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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遗址可以且往往包含多个考古学文化

一文化……三星堆文化从距今5000年至3000年

之间的发展变化是明确而连续的”

［9］

。直到近

年，仍有类似的表述：“（三星堆遗址）一至

四期的堆积在地层上是连续的，文化上是传承

延续的。……从在一个遗址上集以上几者为一

身，人类古文明在一个遗址上长时间地演绎了一

个完整的过程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中国唯一

的标本。”

［10］

关于三星堆遗址的最新研究仍有

着重划分遗址大期而淡化考古学文化辨识的倾

向

［11］

。在这里，三星堆文化的概念被淡化，代

之而起的是强调三星堆遗址一至四期的文化遗

存都很丰富，文化上是传承延续的，时间跨度

超长。

（二）二分法——宝墩+三星堆

1980年代，已有学者推断三星堆遗址下层

（一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而三星堆遗

址上层属于青铜时代前期文化

［12］

。进入1990年

代，有学者开始明确意识到应将三星堆文化限定

在属于青铜时代的三星堆遗址第二至四期。如宋

治民指出，“笼统地用三星堆文化命名来概括这

四期，似不够科学，……必须清楚地加以说明其

不包括第一期”

［13］［4］

。此后，多有学者认可这一。不过“广汉

观点，认为就三星堆文化而言，“第一期为新石文化”的提法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三星堆器物坑

器时代遗存应予排除”发现前夕

［14］［5］

，“可以一、二期分。

界将其区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上述把成都平原先秦时代文化做一体叙

［15］

。

早在1993年，孙华在将三星堆遗址原四期遗

存中的第二、三期合并为一大期的基础上，认为

“三星堆遗址的三期遗存，实际上应当视为同

一文化系统下的三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详

后）。鉴于与三星堆遗址第一期相类的遗存在成

都平原其他遗址尚无发现，他建议将这类遗存命

名为“边堆山文化”（以四川北部的绵阳边堆山

遗址为典型遗址），以便与可命名为“三星堆文

化”的三星堆遗址第二期遗存区别开来

［16］［7］

。这。由上述1987年简

就明确地将三星堆遗址第一期遗存从“三星堆文报及相关学者论文中对“三星堆遗址文化”的提

化”中剥离开来。随后，随着新津宝墩等成都平法

原新石器时代末期城址群的发现及“宝墩文化”

的提出

［17］

，三星堆遗址一期属于宝墩文化，至

少二者属于同一文化类型的认识逐渐得到学界

的堆积，因此遗址分期与考古学文化分期应该做

严格区分。这是1950年代关于考古学文化定名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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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可。但近年又有学者提出三星堆一期文化与

的装饰处理高度一致，与1986年三星堆两个祭祀

坑出土的牙璋区别很大。这一方面说明月亮湾和

三星堆出土玉石器的时代可能并不相同，……更

重要的是它们体现出月亮湾出土玉石器在牙璋类

上的独特性和一致性”

［24］

。邓淑苹从玉器研究

的角度提出1920年代发现的月亮湾和后来的仓包

包祭祀坑遗存，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与

1980年代三星堆发现的器物坑所代表的遗存有时

间和谱系上的间隔，应不属于同一考古学文化，

建议独立为月亮湾文化。“月亮湾文化与三星堆

文化之间既有年代的断层，制作玉器在选料上、

形制纹饰所呈现的风格，以及埋藏时的习惯等

都有明显的差异。二处的文化主人即或有血缘关

联，应该也非一脉相承。”

［25］

如是，原三星堆

遗址的四期文化，就被拆分成了宝墩、月亮湾、

三星堆和十二桥四种考古学文化。

（五）新三分法——宝墩+月亮湾+三星

堆—金沙

2001年，位于成都市区西部一带、属十二桥

文化的大型高规格祭祀区和其他遗存被发现，被

命名为金沙遗址。发掘者推定“商代晚期至西周

中期是它最繁盛的时期，这一时期金沙应是古蜀

王国的都城所在地”

［26］

。也有学者认为“这一

聚落在商代晚期还未形成规模，到商末周初才最

后形成规模”

［27］

，如是，金沙聚落群形成规模

的时间，与三星堆几座器物坑的出现和三星堆聚

落的废弃具有共时性。

无论如何，成都平原青铜时代的政治和文化

中心最初在三星堆，之后迁移到金沙。这期间应

该发生了某种我们还无法确知的变故，导致三星

堆祭祀类建筑的废弃和祭祀相关器物坑的形成。

考古材料表明，在政治中心迁移后文化并未中断

或发生实质性变化。三星堆和金沙两个考古学文

化的墓葬中都不见实用兵器，也不见与战争或其

他暴力行为相关的迹象。三星堆在失去中心地位

后并没有被废弃，而成都金沙一带大量遗址和大

规模墓地等遗存的存在，则说明当时人口增长、

社会相对和平稳定

［28］

。

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属于同一种考古学

宝墩文化“两者可能分属于两个不同族群”的观

点

［18］

，同处成都平原、年代与文化面貌近同的

文化遗存，是否达到了可区分为不同人群遗存的

程度，尚有待进一步验证。

（三）三分法——宝墩+三星堆+十二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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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观点由来已久，最常见的就是把二者都归

（一）三星堆文化早期属新石器时代

众所周知，考古学文化指的是一定时空范

围内，面貌相似、经常共出的一群物的组合，这

里的物包括“不动产”的遗迹如城墙、房屋、墓

葬等，也包括“动产”的铜器、玉器、陶器等各

类遗物，甚至还有遗痕，如工具的痕迹。尽管如

是说，但在实操层面，这些考古学文化主要根据

遗物，特别是陶器的演变特征区分并命名的，因

此在很大程度上仅反映了特定人群所用陶器的组

合及其演化序列。孙华后来就修正了其在1990年

代根据陶器变化将三星堆两座器物坑归为遗址第

三期也即十二桥文化的认识

［33］

。三星堆遗址被

发掘者和研究者分为两大期至四大期，其下又分

为多个段（组）或小期，区分为不同的考古学文

化。而考古学文化及其期段的辨识，多是凭当时

考古工作者的认识甚至感觉，所以随机性很大，

属于人为的聚类分析和阐释，可谓合理性和局限

性共存。因而，就学理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划分

方案是最终且无可置疑的。

如前所述，最先从无所不包的“三星堆遗址

文化”中切割出去的，是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

墩文化，这一文化多中心并存，聚落虽明显两级分

化，但“是一个比较松散而简单的社会”

［34］

，其

不属于三星堆文化，已属学界共识，兹不赘述。

剩下的三星堆遗址第二、三期，即缩小版

的、目前为学界所认可的“三星堆文化”，其时

长可达700年左右。其中以三星堆祭祀区8个器物

坑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最晚（约当三星堆遗址第

三期），可归为三星堆文化晚期。这类遗存的出

现，才标志着三星堆青铜文明的登场。“祭祀区

内8座坑的年代晚至殷墟文化第四期甚至西周早

期”，“距今3200～3000年”

［35］

。据《夏商周

断代工程报告》，殷墟四期的年代范围约为公元

孙华邓淑苹施劲松发掘者赵殿增

（1993）（2014）（2020）（1987—1989）（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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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090—前1040年，大致相当于帝乙、帝辛的在

识命名，的确罕有考古学文化的早、晚期阶段分

属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众所周知，进入社会

复杂化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具有延续时间短，变化

剧烈的特点。从现今流行的进步论视角看，那些

时段超长、演化缓慢的考古学文化多见于新石器

时代偏早阶段或偏远区域，通常认为是该人群相

对原始落后的表现。另一方面，这也可能与该区

域考古学文化分期和谱系研究尚不深入有关系。

三星堆被认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两千

年时间的延续从未间断过”

［44］

，“是中国唯一

延续了两千年的先秦古都城遗址”

［45］

，如是表

述，恐怕就不太符合社会复杂化阶段“先进的”

考古学文化的特征。与对三星堆文化的认知相近

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该

考古学文化被认为绵延数百甚至近千年，跨新石

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而对齐家文化的系统发

掘和研究，学界认为还是稍有滞后的。这可以作

为思考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过渡期考

古学文化命名问题的镜鉴。

（二）“月亮湾文化”提出的合理性

综上，三星堆文化早期除了具有外来因素

的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铜牌饰等小件器物外，青铜

器乏善可陈。彼时，已进入青铜时代的二里头文

化和二里岗文化高精尖的青铜冶铸技术还未被引

进，成都平原在三星堆文化早期尚处于新石器

时代，未进入青铜时代，也即青铜用品在人们的

物质与精神生活中还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王

毅等早在1990年代即指出，“在三星堆遗址曾先

后发现过四个玉石坑，这些坑中除1986年玉石坑

出土少量青铜器残片外，其余的坑皆只出玉石

器，……并且1929年燕家院子玉石坑和1988年玉

石坑中器物都是成套出土，‘叠置如简’。这似

乎说明了三星堆文化是以玉石器进行祭祀，而不

是以青铜礼器进行祭祀”

［46］

。

如是，前文所引玉器专家邓淑苹关于“月亮

湾文化”的提案，是否就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呢？

考古学者提出以三星堆器物坑为先导的“‘三星

堆—金沙文化’或从遗址第三期的某个时段开

始”

［47］［43］

，那么，将介于宝墩文化和“三星堆—。考诸中国考古学界对考古学文化的辨

位年数（公元前1101年—前1046年）

［36］

。8个器

物坑的年代上限如限于殷墟文化第四期，则其上

限似可进一步下拉。

问题最大的是三星堆遗址中早于这8个器物

坑的所谓“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约当三星堆

遗址第二期），大体上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

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时期

［37］

，依二里头文化

最新的测年数据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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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文化”之间的文化遗存（大致相当于二里头

这些青铜器也仅被用于宗教或祭祀活动，而不见

于社会生产生活等领域。这都显示出三星堆文化

青铜器所代表的成都平原最早批量生产的青铜制

品突然出现，是在较短时间内被集中制造出来，

而不是在本地逐渐发展起来的

［52］

。这表明以三

星堆几个器物坑为代表的这批成都平原最早青铜

文明的出现具有相当的突兀性，而缺乏本土起源

的确切线索，呈现出典型的非本土起源青铜文明

的特征。

与此同时，“（以三星堆两个器物坑为代表

的）三星堆文化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青铜

文化，除了各类物质遗存所表现出来的独特面貌

外，更在于它们所蕴含的独特观念”。“在宝墩

文化中并没有发现三星堆文化这类信仰的迹象。

三星堆文化的这套信仰和观念更像是伴随着青铜

器的大规模生产和使用而形成的。既然青铜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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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结束，另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崛起的标志。因

Hanchow excavatio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Vol.6 (1934).

［3］郑德坤著：《四川古代文化史》，第31～42页，华

西大学博物馆，1946年。

［4］同［1］。

［5］陈显丹：《略谈广汉文化有关问题——兼论广汉文

化与夏文化的关系》，《史前研究》1987年第4期。

［6］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

《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7］陈德安、陈显丹：《广汉县三星堆遗址》，中国

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第

235～236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8］a.同［6］；

b.同［5］；

c.陈显丹：《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性质》，《四川

文物》1988年第4期；

d.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

期——兼论“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四

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

方民族考古》第2辑，第213～232页，四川科学技

术出版社，1990年。

［9］陈显丹、刘家胜：《论三星堆文化与宝墩文化之关

系》，《四川文物》2002年第4期。

［10］高大伦、郭明：《三星堆遗址古文明的长度宽度

和高度》，《四川文物》2016年第6期。

［11］万娇著：《从三星堆遗址看成都平原文明进程》，

科学出版社，2020年。

［12］赵殿增：《巴蜀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文

物》1987年第10期。

［13］宋治民：《论三星堆遗址及相关问题》，李绍明

等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第150页，巴

蜀书社，1993年。

［14］李伯谦：《对三星堆文化若干问题的认识》，北

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三）》，第85

页，科学出版社，1997年。

此，不宜将器物坑划入三星堆文化”

［56］

。王毅

等也认为“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十二桥文化在替代

三星堆文化之时，把代表三星堆文化的这些贵重

器物也掩埋了起来，因此，两个器物坑的下埋年

代就是三星堆文化年代的下限和十二桥文化的上

限”，“进行祭祀的主人已不是三星堆文化的人

们，而是十二桥文化的主人”

［57］

。三星堆几个

器物坑的属性问题尚待探究，但无论如何，上述

推断显现出三星堆器物坑与后续十二桥文化的不

可分割性。

金沙遗址发现后被考古学界归为十二桥文

化。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遗物包括青铜器、金

器、玉器、石器、象牙等，不仅与三星堆文化的

同类遗物风格近同，而且表明二者具有相同的知

识系统和价值系统。“从这个角度看，二者或许

同为三星堆文化。而如果将三星堆的两个坑及青

铜器群归为十二桥文化，那么三星堆文化便很难

被视为是一种发达的青铜文化了。”

［58］

这是迄

今为止对内涵含混不清的三星堆文化最明确的解

构意见。是的，从这两个考古学文化的祭祀遗存

看，即便其若干具体的祭祀行为因时代差异有所

不同，但信仰和观念层面却基本没有改变。“神

权居主导地位，社会财富可能为整个统治集团而

非个人占有，全社会将贵重物品集中用于宗教活

动而不是个人的丧葬活动。没有厚葬习俗，不以

贵重物品来体现个人的身份和地位，从墓葬中也

看不出社会的分化，这种情况完全不同于同时期

的商周文化。”

［59］

当然也不同于东周时期的巴

蜀文化。鉴于此，可以认为施劲松提出的“三星

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实为一个考古学文化”的论

断

［60］

是切中肯綮的，将三星堆祭祀区器物坑和

金沙祭祀区所代表的青铜文明一体视之，具有相

当的合理性。

注释：

［1］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

古》1959年第4期。

［2］David C. Graham,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15］李维明：《试析三星堆遗址》，《四川文物》

2003年第5期。

［16］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四川大

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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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族考古》第5辑，第10～24页，四川科学技术出

版社，1993年。

［17］江章华等：《成都平原的早期古城址群——宝墩

文化初论》，《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4期。

［18］赵殿增：《从古城址特征看宝墩文化来源——

兼谈“三星堆一期文化”与“宝墩文化”的关

系》，《四川文物》2021年第1期。

［19］沈仲常、黄家祥：《从新繁水观音遗址谈早期蜀文

化的有关问题》，《四川文物》1984年第2期。

［20］赵殿增：《近年巴蜀文化考古综述》，《四川文

物》1989年增刊。

［21］林向：《论古蜀文化区——长江上游的古代文

明中心》，李绍明等主编：《三星堆与巴蜀文

化》，第2～3页。

［22］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四川大

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

族考古》第5辑，第10～24页。

［23］a.王毅、张擎：《三星堆文化研究》，《四川文

物》1999年第3期；

b.江章华等：《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考

古学报》2002年第1期；

c.孙华：《三星堆遗址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学博

物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5辑，第131～170

页，科学出版社，2017年。

［24］许杰：《四川广汉月亮湾出土玉石器探析》，

《四川文物》2006年第5期。

［25］邓淑苹：《万邦玉帛——夏王朝的文化底蕴》，

许宏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夏

商都邑与文化（二）：“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46～248页，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26］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金沙——21世纪中

国考古新发现》，第19页，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5年。

［27］江章华：《金沙遗址的初步分析》，《文物》

2010年第2期。

［28］施劲松：《论三星堆—金沙文化》，《考古与文

物》2020年第5期。

［29］a.罗二虎：《论三星堆文化居民的族属》，李绍

明等主编：《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

第44～60页，巴蜀书社，1991年；

b.李伯谦：《对三星堆文化若干问题的认识》，

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考古学研究（三）》，第

84～94页；

c.同［15］。

［30］同［23］b。

［31］徐学书：《论“三星堆—金沙文化”及其与先秦蜀

国的关系》，何力编：《考古学民族学的探索与实

践》，第17～2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

［32］同［28］。

［33］孙华：《三星堆遗址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学博物

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5辑，第137页。

［34］江章华：《成都平原先秦聚落变迁分析》，《考

古》2015年第4期。

［35］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四川广汉市三

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2022年第7期。

［36］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

报告》，第196页，科学出版社，2022年。

［37］陈德安、杨剑：《三星堆遗址商代城址的调查与

认识》，王震中等主编：《夏商周方国文明国

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 中国广汉）》，第

139～156页，科学出版社，2015年。

［38］仇士华著：《

14

C测年与中国考古年代学研究》，

第89～10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39］孙华：《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初论》，《四川盆地的

青铜时代》，第2～46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40］许宏：《论“青铜时代”概念的时空适用性——

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例》，肖小勇主编：《聚才揽

粹著新篇——孟凡人先生八秩华诞颂寿文集》，

第20～31页，科学出版社，2019年。

［41］同［28］。

［42］许杰：《三星堆文明的青铜铸造技术》，国家文物

出境鉴定四川站、四川大学博物馆编：《四川文物

精品·青铜器》，第267页，巴蜀书社，2021年。

［43］同［28］。

［44］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

期——兼论“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四

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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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民族考古》第2辑，第217页。

［50］仇士华著：《

14

C测年与中国考古年代学研究》，

第101页。［45］同［10］。

［51］孙华：《三星堆遗址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学博物馆［46］同［23］a。

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5辑，第131～170页。［47］同［28］。

［52］施劲松：《三星堆文化的再思考》，《四川文［48］a.敖天照、王有鹏：《四川广汉出土商代玉器》，

物》2017年第4期。《文物》1980年第9期；

［53］同［52］。

［54］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四川大物管理所：《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

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简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

族考古》第5辑，第10～24页。报告集》，第78～90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55］孙华：《三星堆遗址的初步研究》，四川大学博物

馆等编：《南方民族考古》第15辑，第137页。铜器》，《文物》2008年第7期；

［56］何志国：《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关系》，

《四川文物》1997年第4期。文明的初步理解和解释》，第75～76页，巴蜀书

［57］同［23］a。社，2003年。

［58］同［52］。［4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四

［59］同［52］。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墓》，《考古》

［60］同［28］。

b.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广汉市文

c.敖天照：《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几件商代青

d.孙华、苏荣誉著：《神秘的王国——对三星堆

2004年第10期。

《四川文物》征订启事

《四川文物》为双月刊，大16开本，120

页，双月10日出版，每期定价20元，全年6期120

元，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可在当地邮局订阅，

国内邮发代号62-143，国外发行代号BM1055。

也可直接与编辑部联系邮购。

另，编辑部尚有《四川文物》部分余刊及合

订本，可供刊期如下：

1986年第1期～2015年第6期，10元/期，合

订本100元/册；

2016、2017年第1~6期，12元/期，合订本

120元/册；

2018年第1～6期，15元/期，合订本150元/册；

2019年第1～6期，15元/期，合订本150元/册；

2020、2021年第1～6期，20元/期；

1986年增刊《石刻研究专辑》、1989年增刊

《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92年增刊《三

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4年增刊《四川省

重庆自然博物馆论文集》，10元/册；

2004年增刊，30元/册；

2006年增刊《重庆市至四川省南充市高速公

银行汇款

户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账号：4402 2480 0900 8907 596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成都跳伞塔支行

邮局汇款

收款人：《四川文物》编辑部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5号《四

川文物》编辑部

邮编：610041

路文物保护报告 重庆市至四川省遂宁市高速公

路文物保护报告》，50元/册；

《〈四川文物〉二十年目录索引（1984—

2003年）》，10元/册；

《〈四川文物〉200期目录（1984.1～

2018.4）》，80元/册。

以上价格均含平寄邮资，需订阅者请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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