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4日发(作者：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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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遗址博物馆解说词

（开头语）

现在各位已经站在三千年前金沙遗址的土地上了，让我们走进金沙，一起

开始一次金沙发现之旅吧。

（走进博物馆大门后）

金沙遗址发现于2001年2月8日，是一处商周时期的古蜀文化遗址。它位

于成都市的西北部，介于二环路与三环路之间，距离我们市中心天府广场约5

公里。金沙遗址是在一个基建工地的施工中偶然被发现的。发现的当年，就被评

选为“2001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经过几年来的考古勘探与发掘，目前已经

基本确认遗址的分布范围在5平方公里以上。在遗址内已发现了大型宫殿式建

筑、祭祀活动场所、一般居住区、墓地等重要遗迹现象。在金沙遗址内已经出土

了金器、铜器、玉器、石器、漆木器等珍贵文物6000余件，还有大量的陶器、

象牙以及野猪獠牙和鹿角。这些发现使我们对金沙时期古蜀人的生活、生产、丧

葬习俗、宗教祭祀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对遗址的性质、年代等也有了基本的结

论。从这个遗址的规模和一些高规格的重要遗迹、遗物的发现推测，金沙遗址是

继三星堆文明之后，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代蜀国的都邑所在。

金沙遗址是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第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也是四川省继三星

堆之后又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古蜀文化的内涵

与外延，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有着重大意义，特别是为破解三星堆

文明突然消亡之迷找到了有力的证据，可以说金沙遗址再现了古代蜀国的辉煌，

复活了一段失落的历史，揭示了一个沉睡了三千多年的古代文明。并将成都市的

建城史从距今2300年提前到距今3000年左右。

金沙遗址的发现如一声春雷，再次掀起了古蜀王国神秘的面纱。而金沙村

这个成都市西北郊平淡无奇的小村庄，在2001年初顿时成为西部的磁场，社会

关注的焦点，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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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大门到遗迹馆间）

金沙遗址发现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党和国家领导非常关心、关

注金沙遗址的发掘、保护与建设工作，江泽民、曾庆红、吴官正、乔石、宋平、

尉建行、王乐泉、吴仪、李岚清、李铁映、姜春云、陈至立等二十多位中央领导

先后视察了金沙遗址，并指示要把金沙遗址发掘好、保护好、建设好。金沙遗址

的保护与建设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四川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与支持。成都市委、市政府在2002年底就划定了遗址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

带，2003年开始进行遗址的文物保护总体规划和可行性研究报告。2004年底金

沙遗址博物馆立项建设，2006年底全面建成。

金沙遗址博物馆是在金沙遗址原址上建立起来的，占地面积达456亩（30

公顷），总建筑面积约35000平方米，由遗迹馆、陈列馆、文物保护中心、园林

区等几个部分组成。建筑投资达3. 9亿元（不含土地费用）。园林区以生态保护

为主，强调对遗址的保护，选择了大量长绿植物，如桢楠、银杏、水杉等。为了

不破坏下面的地层，这些树木全部栽种在深达2米的垫土之上。

沿着我们左边的这条小路设置有“玉石之路”。我们远古的先民就是在一片

荆棘中从遥远的高山上采选、运输出一块块玉石，为我们留下了一件件精美的作

品。今天我们走在这条玉石之路，不知你能不能感受到古人玉石之路上的艰辛。

在我们的右边竖立着古老沧桑的“乌木林”。成都平原在李冰修凿都江堰之前，

水患较为严重，河流经常改道，上游发洪水时常将各种树木冲埋于古河道中，经

过3000年—12000年后都不腐烂，由于这种树木从表面到树芯都是乌黑色，四

川人称之为乌木，乌木的树种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由于乌木致密、有机质已分解

完毕，不变形，不生虫，所以较为珍贵，俗话说“家有黄金万两，不如乌木一方”。

金沙遗址和成都平原附近都发现有大量的乌木，这些都是活的“化石”，充分说

明远古时代的成都平原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

在我们面前的这座雕塑，它源于金沙遗址中出土的一件黄金饰品“太阳神

鸟”金饰。其原件外径仅12.5厘米，厚度0.02厘米, 这件雕塑作品在原物的基

础上放大了近30倍。由于其造型寓意深远，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韵律，

充满强烈的动感，是中国商周时期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典型代表。太阳神鸟图案

所表达的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也彰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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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强烈责任心和神圣使命感。2005年8月16日被选定为中国

文化遗产的标志。2005年10月17日，太阳神鸟蜀绣制品又搭载神舟六号飞船

在太空中遨游后返回地球。2005年12月18日，这个永久性的纪念性雕塑作品

在金沙遗址博物馆内揭幕。

（遗迹馆外）

在我们眼前的这座建筑是金沙遗址的遗迹馆。这座近圆形的斜坡式全钢结

构建筑，总面积约7588平方米，高度19米，跨度63 米；是金沙遗址大型祭祀

活动场所的发掘地点，保存有中国目前最为完整的大型祭祀遗迹场所；同时，这

里的考古发掘还在继续进行。大家在这里一方面可现场感受3000年前古蜀国宏

大的祭祀场面，另一方面还可以在这里近距离实地观看考古发掘的过程，亲身体

验考古工作的科学性与严谨性，还可亲眼目睹一件件珍贵文物的出土。

（遗迹馆内）

2001年2月8日，金沙王国尘封已久的大门在这里被悄然地打开。从现有

的现象分析，这里是古蜀王国一处专用的滨河祭祀场所，它沿着古河道的南岸分

布，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古蜀人最初很可能是在河岸上进行祭祀，仪式结束后

将祭品埋在河滩上，用土进行敷盖。下次祭祀仪式后又将祭品掩埋，层层垒叠，

从商代晚期直至春秋早期，经历了长约500年的漫长岁月。

祭祀区的发掘从2001年初就开始了，目前已经出土的金、铜、玉、石、漆

木器、陶器等文物的数量已达6000余件，还有大量珍贵的象牙、数以千计的野

猪獠牙、鹿角等。由于祭祀区的堆积情况极为复杂，出土的文物极其珍贵，很多

文物还需即时进行保护，因此考古发掘的进度非常缓慢，发掘的面积和深度都还

很有限。我们大量的探方目前只到西周晚期的地层，离生土还有近3米深。

在考古工作中，有较几个专业术语：一是“探方”，这是考古中最常使用的

方法。我们现在看到地一个个小方格就是“探方”。通俗地讲，探方就是在平地

上竖直向下挖一个正方形的土坑，但这个土坑不是随意乱挖的，先挖哪里，再挖

哪里，要根据地层单位间的早晚关系来确定。有时根据具体情况或发掘的目的，

可挖10米×10米的探方或2米×10米的探沟等多种形式。探方主要有三个作用：

（1）控制地层：在一个范围内，每一点的地层并不完全相同，如果范围大了，

对于地层的变化就不容易控制，在一个探方内，因面积较小，相对来说，控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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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要容易一些；（2）建立座标：就是每一个遗迹现象或出土文物在探方中都有一

个确切的位置，都有一个座标；（3）方便记录。在考古发掘中，探方是记录或资

料整理的一个基本单位。

二是“隔梁”，探方与探方之间的土梁就称为隔梁，隔梁的主要作用是观察

地层的变化。在隔梁壁的剖面上，有用手铲划的很多条线，这些线是用来区分地

层单位的。划地层单位关系的线是做考古记录的重要步骤。当两个相邻探方内的

地层单位全部发掘完后，会对隔梁进行考古发掘。互为相邻的四个探方间的隔梁

都发掘完后，最后中间就会剩下一个四方形的土墩，它的作用是统领四个探方的

层位关系，所以它的地位非常重要，因此被称为“关键柱”。它也是考古工地中

最后一个被发掘的东西。

三是“地层”，地层是考古发掘的的依据。由于土质土色的不同而呈现出上

下堆积的差异，这种差异是有早晚区别的。即早期的堆积在下，晚期的堆积在上。

每一个时期的堆积土质土色都不同，出土文物也不相同。遗址中未有人类活动前

天然堆积的土层叫“生土”。当人类居住或进行其它长期活动时，会在地表大面

积形成新的土层，其中夹杂人们有意抛弃的垃圾和无意失落的物品，叫“熟土”。

熟土层的形成是不断进行的过程，在堆积成分大体不变的情况下，呈现基本一致

的色和质。但当遗址中人的活动或自然环境有所变化而使堆积成分也有显著改变

时，新形成的熟土层和旧的熟土层在色、质等方面会产生差别，这样就出现了考

古工作中可以辨别的不同熟土层。考古上把生土层、各熟土层统称为“地层”。

遗迹和遗迹堆积的形成是和一定的地层堆积层面相联系的。层位与层位关系是地

层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地层学的根本问题就是划分层位、确定层位关系。因此，

现在又称地层学为层位学。地层学确定年代的方法是依靠层位关系卡年代。而层

位是堆积单位在堆积先后次序体系中的位置，因此，堆积单位的划分得粗与细，

直接影响所卡年代的精度。所以堆积单位划分越细越好。田野考古学就是要凭借

带有时空坐标的实物资料构建起“历史的骨架”，供人们去复原历史，或复原历

史的某一部分。（以上内容可随机调整，视观众兴趣可长可短。重点是要对考古

的基本方法有所交待）

在我们祭祀活动场所的发掘中，目前已经发现了60多处与祭祀有关的遗存。

从遗存情况与埋藏物品分析，这里的祭祀活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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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甚至同一个阶段里使用的祭祀用品还有较大的差别。

第一阶段的祭祀用品以象牙、石器为主，还有一些陶器、漆木器和极少量

的玉器，时代约当殷墟二、三期（大约公元前1200前后）。

第二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大量使用金器、铜器、玉器作为祭品，第一阶段

使用的象牙仍大量使用，但石器和漆木器则很少使用，时代约当殷墟三、四期之

际至西周中期（大约公元前1100年--前850年）。

第三阶段的特点是大量使用野猪獠牙、鹿角、美石和陶器，前一阶段大量

使用的铜器、玉器、象牙的数量骤减，时代约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大约公元

前850—前650年）。

在那里发现的11号遗存（指示位置），是第一阶段中用象牙和漆木器作为

祭品的遗存。该坑掩埋于沙层之中，祭品可分为上、中、下三层。在坑底首先放

置较多的柱状象牙段和一件玉器，中层放置象臼齿、木胎虎头漆器和少量柱状象

牙段，上层则放置10余根完整的象牙和一件镶嵌玉片的漆器，最长的一根象牙

长达1.85米，是到目前金沙遗址发现的最大的象牙。

在第一阶段最盛行的祭品还有石璧、石饼形器和石璋。位居最前面的就是

一件制作规整，直径达85厘米的特大石璧（一会儿大家可以在陈列馆里看到）；

石饼形器大多数用页岩打制而成，器体较薄，外缘制作较为规整；石璋一般只有

器身部分，而无柄部，但刃部磨制较好，石璋多放置在石璧旁边。出土石璋的刃

部均磨制较好，柄部还细刻有阴线纹，有的石璋上的阴线中还涂有朱砂。这批石

器是作什么用的呢，我们认为是与祭祀活动有关。因为在这里我们没有发现任何

与加工石器有关的加工工具、废料和作坊的残留痕迹，排除了石器加工作坊的可

能；如果是半成品的堆放场所，也不可能堆积成这种形状。同时，这些石器均西

北高东南低倾斜放置，层层叠压，形成扇形、环状的布局结构，这种倾斜的方向

和金沙遗址的墓葬方向完全一致。我们都知道，墓葬的方向是古代民族丧葬思想

的主要内容之一，有特别的意义。众多石璧的倾斜方向与墓葬方向完全一致，也

不会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传说中古蜀人的祖先来自于西北的岷山之中，这样的摆

放方向是否表现了古蜀人对祖先的一种缅怀呢？

在第一阶段，还发现了一处用石璧和石雕像为祭品的埋藏坑。（指示位置）。

在整个祭祀区里，已发掘出土的石器近1000件，品种主要有璋、璧、钺、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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锛、凿、跪坐人像、虎、蛇、龟等，这些器物大都已不具有实用性。出土时石虎

张开的大嘴正对着石跪坐人像的胸部，旁边还摆放着一件石蛇和一些石璧。这应

该是一种特殊的祭祀行为。

在第二阶段，发现较多用金器、铜器、玉器为祭品的祭祀遗存。祭品的数

量差异也较大，有用几件的，也有用数百件的。这些物品基本没有使用的痕迹，

等级较高，制作也很精细。从其基本功用和性质来看，宗教色彩极为浓厚。它们

既是当时统治阶层财富、身份、地位的实物载体，也是巫师沟通神灵，祭祀天地、

山川、祖先的媒介与法物，透过这些物品可以了解到金沙人的精神世界。

目前祭祀区内已出土了200多件金器，主要有“太阳神鸟”金饰、金王冠

带、金人面具、金蛙形器等，工艺精湛，艺术表现力极强。2001年2月25日，

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太阳神鸟”金饰就出土在这里（指示出土位置）。

祭祀区内出土器物最多的是玉器，总量已达到2000多件（指示位置），种

类丰富，制作精细。玉器表面大多呈现出缤纷艳丽的色泽，与过去其他地区发现

的玉器有很大的区别。

用象牙和玉器一起埋葬在这一阶段也较为流行，以10号祭祀遗存（指L10

出土地点）最典型。该遗存面积仅1.5平方米左右，祭品分为两层,下层以玉器

为主，上层则全部为象牙，共平放了7根。在这个遗存中出土的一件玉璋上雕刻

有四组对称的肩扛象牙的跪坐人像，这件玉璋的出土对于研究古蜀人是如何用象

牙进行祭祀活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也为破解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为什么

有如此众多的象牙找到了可靠的依据。

在这里发现的一号坑(指象牙坑位置)是目前金沙遗址祭祀区发现的形状最

规整，也是埋藏文物最集中的祭祀遗存。虽然由于机械施工破坏，原坑的形制已

不清楚，但从残存的坑部情况看，坑内的器物分层叠放。其上层全部堆积象牙，

从断面观察，象牙多达8层，最长的象牙近1.6米。摆放极有规律，场面非常壮

观。在这个坑的下层还埋葬着玉器和铜器等，由于还没有发掘至底部，玉器、铜

器的数量还是未知数。

大家不禁要问，祭祀中用这么多的象牙，这些大象来自哪里？成都平原有

野生大象吗？当年三星堆出土81根象牙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对象牙的来源作出

了种种猜测。那时候，专家们似乎倾向于大象外来说，人们认为，这些象牙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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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云南或者印度。当人们面对金沙如此众多的象牙时，这些大象的来源再次困

扰着考古学家。与三星堆不同的是，这次，大象本地说占据了上风。而现在成都

地区乃至四川境内根本没有野生大象，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么是否预示着3000

多年前的成都平原的气候与现在有较大的区别。经科学研究，距今3000年前后

是全球的温暖期，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出2--3度，从文献记载看，在当时的长江

流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都有大象的存在。在甲骨文卜辞中有商王猎取野生大象的

记载，中原地区还曾用象兵作战。

考古人员在这里的古河道里清理出了一些珍贵的乌木（指示位置），还在那

边发现了体量巨大的古树根遗迹。此外在这里还发现了一些象的臼齿，麂骨，犀

牛、猪獾、黑熊、牛、马等动物的牙齿以及两个较为完整的大象的下颌骨等，这

些情况都反映出金沙时期的成都平原可能到处是茂密、高大的森林，成群的动物

生活其间。可以推测这样的生存环境应适合野生大象的生存。因此金沙遗址发现

的这些象牙，很有可能就是本地所产。

目前对象牙的保护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首先是由于考古发掘出土的象

牙十分有限，保护研究很不深入，此前，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保护象牙成

功的先例，其次是象牙的结构和树木的树轮相似，分层组成，一旦表层的象牙质

受到破坏，很快就会风化成为粉末，再也无法固定，更无法保护。金沙遗址发现

象牙后，文物保护专家积极寻找行之有效的保护方法，目前主要采用了就地回填

处理和有机硅封存两种办法来对象牙进行保护。

在这里还出土了大量铜器，虽然大部分为小型器物，但种类和造型与三星

堆出土的一些铜器非常相似，一些大型器物附件的出土，预示着这里可能还有大

型青铜器存在。

在第三阶段，主要以大量的野猪獠牙、鹿角、麂角和陶器作为祭品，象牙、

玉器、美石数量骤减。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处面积约300平方米的特殊堆积（獠牙

堆积点），埋藏有大量的野猪獠牙、鹿角、麂角、完整的陶器和少量象牙、玉器、

美石。经过统计，野猪獠牙数量达数千枚，并且都是野猪的下犬齿；在这里没有

发现野猪、鹿、象及其它动物其它部位的骨头。玉器、象牙又是十分珍贵的东西，

不可能作为生活垃圾随意扔弃。因此，可以肯定这处堆积不是生活垃圾的堆积场

所。根据民族学及其它相应的考古学材料进行综合研究，认为它应是与宗教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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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密切相关的遗迹。这类现象过去在国内其他遗址内从未发现过，非常特殊。

在这一阶段，还流行用龟甲占卜，以测吉凶。卜甲事巫师占卜的工具，大

量的卜甲的发现，证明了金沙时期巫术活动的盛行。

还有使用大量陶器作为祭品的现象。例如28号遗迹，面积约13平方米。

祭品主要是尖底杯和尖底罐，数量达100件之多。把这些种类很少，数量众多的

尖底杯和尖底罐放置在一起，应是有意为之。如果是生活废弃物，各种各样的陶

器都应该有。虽然陶器在出土时已很破碎，但可以看得出来，当初在埋藏这些陶

器时基本上都是完整的。我们推测28号遗迹也当与宗教礼仪活动有关。

这里有一个大树根遗迹，它的面积达100平方米。这一个巨大的树根，可

以让我们直接感受到金沙时期古树参天的环境状况。

金沙祭祀活动区宏大的场面真实体现了古蜀王国雄厚的实力，繁多的祭品

承载着先民们丰富的精神世界，精美的文物凝聚着古代工匠们非凡的创造力。大

家可以从现场的情况看到，在我们眼前这片厚厚的土层中还埋藏着大量的文物，

可以说目前出土的器物只是这个地方的“冰山一角”。在地层之中应该还蕴藏着

关于古蜀王国祭祀活动的更多信息。相信随着这些泥土一层一层的揭露，会给我

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与震憾。金沙遗址祭祀场所的发掘工作将有计划、有步骤的进

行下去，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常常到我们博物馆来，和我们一起见证与目睹古蜀

王国一个个秘密的揭晓。

（考古后期整理工作区）

刚才大家在参观过程中，已看到我们的考古工作人员田野工作的情形，现

在请随我来看看考古后期整理工作的情况。

刚刚看到的那些器物在现场经过测绘、照相、登记、装袋等一系列工作后，

就会送到这里来进行清洗，筛选、拼接、修复、绘图、拓片、整理、分析、研究

编写报告等一系列后期工作。每一个过程都需要极其的细致与极大的耐心。

技术人员常常要在一大堆器物的碎片中，寻找探索，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他们就像福尔摩斯一样，把各种不同形状的碎片根据它们的形状、颜色、质地来

进行拼接，最大可能的恢复它们的原貌。

在器物最大可能的修理复原后，就要分门别类地进行绘图工作、有纹饰、图案的

器物还要做拓片工作，考古工作者会详细精确地描绘与记录下每件遗物的细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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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最后根据这些特征编写出科学的考古发掘报告。

（走出遗迹馆）

在我们的对面就是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陈列馆。陈列馆是一座斜坡式的方形

全钢结构建筑，建筑面积16000平方米。它与遗迹馆的外形一方一圆，一起构成

博物馆内的两个主体建筑。各具特色，相得益彰。它们均采用斜坡的方式，喻示

着金沙遗址从大地上冉冉升起。其顶上的方格就像考古发掘中的一个个探方，显

示着金沙遗址的大量遗迹尚未发掘，神秘的宝藏还未彻底探明。两座建筑就象两

片叶子飘落在摸底河两岸的大地上，建筑在这里与地界充分的交融，在交界处模

糊了彼此，让我们不要去惊扰这片神圣的土地和那些沉睡了千年的精灵，而那些

已经被破译的远古信息却在清晰地再现与表达。

我们面前这条静静流淌的河流被称为摸底河，她由西向东把金沙遗址分成

了南北两个部分。几千年来她默默无闻的陪伴着金沙遗址，但是它到底源于何时，

却不得而知了。而“金沙”这个美丽的名字，启用于何时，我们也不得而知。在

金沙遗址范围内发掘的一座五代后蜀时期墓葬出土的墓碑上，将此处称为“金沙

乡”，隶属当时的犀浦县，说明至少在五代时期“金沙”这一名称就已存在了，

并一直沿用到现在。金沙遗址的命名则是在2001年。早在1995年~2000年间，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该遗址范围内的黄忠小区、三合花园、金都花园等地点

进行过考古勘探与发掘，发现有商周时期的大型房址、窑址、灰坑、墓葬等遗存，

其文化特征主要是以陶尖底盏、尖底杯、圈足罐、高领罐、簋形器等为代表，其

性质为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序列中的“十二桥文化”，时代约当商代晚期至西周早

期。当时的发现主要集中于黄忠村区域，因此将遗址定名为“黄忠村遗址”。（考

古学遗址的定名常以发现地的小地名来命名）2001年2月初，一建筑公司在“三

合花园”以南隔摸底河相望约800米处的成都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一组（现在遗

迹馆的位置）开挖小区下水管道，施工中发现了大量象牙、金器、铜器、玉器、

石器等珍贵文物，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组织人力，对这一区域进行了大面积

的勘探与发掘工作。并开始把金沙村的遗存与黄忠村遗址联系起来，认识到它们

应是同一大型遗址的不同组成部分，考虑到发现大量珍贵文物的金沙村地点特别

引人关注，就把包括黄忠村在内的遗址命名为“金沙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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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摸底河后）

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陈列馆展览面积约6000平方米。分为五个展厅，主要以

金沙遗址所发掘的重要遗迹和遗物为主要内容，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以科学、通

俗、生动、活泼的方式，从古蜀金沙王国的生态环境、建筑形态、生产生活、丧

葬习俗、宗教祭祀等方面，全面展示金沙文明的辉煌与灿烂。我们接下来的参观

将从二楼走下一楼，再从一楼走到地下一层。在地下一层里，不仅有我们的最后

一个展厅《金沙之谜》，还有我们的4D影院，每隔20分钟（暂定）会放映精彩

的四维特效影片《金沙传奇》（暂名），那里还有许多参与互动项目，它们将会

诱发你的思古之情，让你重温古蜀文化的传统智慧，而各项有趣的游戏更会为你

增添一份快乐与惊喜。在地下一层中还设有书吧、礼品商店、咖啡厅、快餐店等

休闲设施。有兴趣和时间的朋友，在我们的发现金沙之旅结束后，可以到这些地

方去看看、坐坐。

第二厅 《王国剪影》

自2001年以来，考古人员已在金沙遗址范围内50多个地点，进行了17000

平方米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区、祭祀活动场所、一般居址区、墓地、陶

窑等重要遗迹，出土了6000多件金器、铜器、玉器、石器、漆木器等精美器物

以及数以万计的陶器。有序的建筑格局，先进的农业生产，精湛的手工业制作，

规整的墓地，犹如一张张文明的碎片，又为我们拼接出一幅规模庞大、规划严密、

社会组织结构清晰的古老都邑华美的文明画卷。

观看短片《考古金沙》

介绍模型：金沙遗址各发掘地点分布

1、 金沙遗址已发现的四大重要遗存（宫殿区、祭祀区、生活区、墓地）

2、 其他发掘地点

金沙庞大的遗址群及其浩繁的文物群体，大规模的建筑遗迹，表明了当年

城市的宏伟规划；大量的农具与工具，折射出古蜀农业的繁荣兴盛；而堆积如山

的陶器、精巧的冶炼制品，以及数量巨大的玉器群等等，则说明了金沙时代手工

业的高度繁荣。我们的家园在远古时代就是如此地兴旺发达、可爱可亲。这些王

国的记忆是由一个个考古发掘出来的文明碎片拼接出来的，而这些遗存就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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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群体，无可置疑地组构出金沙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勾

勒出了金沙时期人口稠密，平凡充实的社会生活状态，也是一幅充满生气与活力

的亮丽的王国生活画卷。

金沙遗址内广泛分布着各种居住遗迹，其间散布着大量房址、灰坑、窖穴、

水井、水塘、陶窑等生活遗迹。

这是一个在遗址生活区里发现的陶罐，陶罐的下部已被打烂，它的上面还

倒扣着另一个陶罐的上半部。原来这个陶罐是一个水井圈。当时水井的做法是在

地面上先开挖一个较深的坑，坑中埋入一个无底的大陶罐作为井圈，周边再用卵

石进行回填，起过滤水的作用。在生活区内房屋周围发现的一些水井，表明金沙

人已开始了凿井而饮的生活方式。

水井的发明，是随着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出现的，也是早期人类

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方式的产物。水井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其发展经历了

四次大的演变：土井—木构井—陶井—砖石井。水井的出现既提高了日常生活的

质量，又方便了生产，它是生产力进步的一个标志。

在居住区中已经发现了一百多座小型的房屋建筑，它们都是以木（竹）骨

泥墙形式修建而成。金沙发现的小型的房屋有方形、长方形两类，面积多在20

平方米左右，以单间为主。这类房屋在修建时由于没有直径较大的木柱支撑，很

容易垮塌，重建的次数较多。

在它的对面是在“三合花园”内发现的一处大型房屋建筑的遗迹。这处房

屋建筑基址是由5座（有的资料写的7座）房址组成的大型房屋。这5座房址经

过3000多年的历史沧桑，地面部分都已经不存在了，仅仅残留下了基槽，基槽

内留有较密集的小圆洞痕迹（考古人称为柱洞），由此推测仍然为“木（竹）骨

泥墙”建筑形式。“木（竹）骨泥墙”式建筑是成都平原古老的房屋建筑形式。

其修建方式为：先平整地表，开挖基槽，并于基槽内竖插圆木（或竹子）作为木

骨，后于木骨上抹草拌泥，再经火烘烤成红烧土墙。屋顶一般是盖草。上世纪八

十年代中期在成都的十二桥遗址就曾发现过保存完整的草屋顶。从这处房基的布

局结构分析，6号房址位于北部，5号、9号房址分列东、西两侧，7号房址呈方

形居中。从房基内的柱洞看，6号房址和5号房址的东基墙内的小柱洞在一条直

线上，而6号房址南墙基内的小柱洞和5号、9号房址北墙基内的小柱洞的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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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1.2米。由此可见这5座房址是经过精心设计，也是同时施工建成的一组建

筑群。这组建筑群的面积有多大，由于没有完全揭露，目前还不清楚。从发掘的

情况分析，面积至少在2000平方米以上，其中以6号房址的单体建筑面积最大，

发掘长度在54.8米以上，宽近8米，至少有五个开间，面积在430平方米以上。

这处建筑气势宏伟，规模巨大，布局上具有极强的规律性，在西南地区尚属首次

发现。根据房址的面积、布局结构和周边的出土文物综合分析，推测这一建筑群

很可能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金沙遗址的宫殿建筑，极可能是金沙遗址上层人士

或贵族的居所。

从金沙遗址已发现的房屋情况，可以看出平民之家，王者之居，已是井然

有序，充分显现出金沙社会等级分明的组织结构。

在金沙遗址许多房屋的周围发现了大量形状不同，大小各异的坑。从这些

坑内填土的质地、颜色和出土文物分析，很多都是生活废物的堆积坑，也有个别

是储藏器物的窖穴，埋藏遗物大都以陶器为主。从坑中的遗物我们可以了解到一

些金沙人的生活状况。

这个灰坑里出土了大量的鱼骨，说明金沙人在食用完鱼肉后，把剩下的骨

头就地埋在了房屋的旁边。这两个灰坑则埋藏着很多当时的生活用具，有陶罐、

尖底杯等。

这个灰坑（H272）出土时只见到一大堆陶器的碎片，经过技术人员三个多

月的拼对，竟然修复出了两件高达1米多的大陶瓮，还有七件小的陶器。这一方

面说明金沙人当时可能有着丰富的物品，因此才需要如此巨大的陶器来储藏。另

一方面也说明金沙人可能也有了一些大型的陶窑，才能烧制出如何巨大的大陶

瓮。

在这一个面积不大的，形状较为规整的灰坑里（H328）出土了28件陶器。

考古人员发现这些陶器的形体非常特殊，有的中有镂空，上下相通；有的细如灯

柱，造型优美，制作精细。这些器物看上去都不具有实用性，可能是一些陶质的

礼器。

在生活区中和墓葬里还出土了大量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用具，其中有木

质、铜质、石质、骨质的生产工具，此外还发现了一些陶纺轮（纺织工具）、陶

网缀（捕鱼工具）、铜箭簇（狩猎）、石矛（狩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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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其城方三百里，盖

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在《华阳国志•蜀志》里还有一条重要的记载说：“后

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杜宇是以其高等发达的农业著称于世。《蜀志》又说杜

宇王朝时，“以汶川为畜牧，南中为园囿”。刚才我们在第一个展厅里已看到金沙

时期除发现一些野生动物外，还发现了大量家养动物的骨骼。从这些情况可以看

出，这个时期的古蜀族可能是以繁盛的农业为主，同时还辅之以狩猎、捕渔等畜

牧业。

这件长80厘米的木耜，2003年1月24日出土于“芙蓉园”北地点的一个

水塘中。其形状很像现在的铲子，通体由一块整木制成。这是目前我国唯一保存

较为完整的商周时期的一件农具，可以说它是我们的农耕之祖，也是成都平原稻

作农业发达兴盛的重要物证。

耜是一种农作翻土工具，有木耜、骨耜、石耜等。耜是伴随着农业的产生

而产生的。成都平原自然环境优越，在很早的时候就已出现稻作农业。在公元前

2500----前2300年的都江堰芒城遗址中，就发现有水稻硅酸体的存在。木耜作

为一种翻土工具，可能在这时就已存在了。木质器物非常容易腐朽，很难保存下

来，因此在考古中发现极少，这往往也给人们一种错觉：如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中，我们看到的工具一般是斧、锛、凿类的石器，实际上，在农业生产中大量而

广泛使用的是骨器和木器，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便是明证——现有的考古资料表

明，最早的耜发现于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该遗址出土了上百件骨耜和1

件木耜，其年代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属河姆渡文化的其它遗址还出土

了4件木耜。。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木耜表明，在青铜时代的农业生产中，木耜

是一种重要农具。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青铜时代，青铜农具并未在农业

生产中广泛应用，木质农具仍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只有到了铁器时代，铁制

农具才真正取代了木质农具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

金沙遗址内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金器、铜器、玉石器、漆木器和陶器，充

分显示出金沙时期的手工业技术已经相当发达，社会行业已有了明确的分工。一

件件精美的工艺制品，是智慧勤劳的金沙先民聪明才智与审美情趣的折射与映

照。

金沙遗址内已发现了176座陶窑，有的零星分布在居住区周围，有的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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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地分布在居住区的附近，由此推测金沙时期除了少量的家庭制陶外，可能还

是以集中制陶作坊和集中烧制的窑场为主。金沙时期的陶窑，大多形似撮箕，窑

室前低后高呈斜坡状，面积只有6平方米左右。从窑壁的烧结程度看，使用的时

间都不长。

在金沙遗址居址区里，已出土了上万件陶器，还有数亿片陶器的碎片还在

拼接中。陶器的种类十分丰富，主要有小平底罐、高柄豆、瓶、盉、尖底盏、尖

底杯、尖底罐、高领罐、圈足高领罐、圈足罐、圈足盆、圈足钵、圈足杯、瓮、

高柄杯形器、束腰形器座、圈足杯、扁壶等。这些器物大多是粮食盛器，有的是

酒器，还有的可能是陶质礼器。

陶器是考古中发现最多，也是在时空上最富于变化的一类器物。因此成为

考古学划分不同文化区域、文化阶段、文化性质的重要依据。从金沙遗址出土的

众多陶器，划分出了金沙遗址发展演变的三大时期。

金沙遗址出土的200余件黄金制品，种类丰富，工艺精湛。金器以金箔、

金片为主，它们大多采用自然砂金加工而成，通过对金沙遗址出土的14件金器

样品进行的成份分析，发现金沙遗址的金器主要由金、银、铜三种元素组成，含

金量从83.3%至94.2%不等，其中以太阳神鸟金饰含金量最高。从金器元素含量

组成分析，这些金器是用采集而来的自然金加热锻打而成。在制作上采用了锤揲、

剪切、打磨、刻划、錾刻、模冲等多种技法。金沙遗址的金器是目前我国商周时

期发现数量最多，器形是为丰富的一处。

金沙遗址出土金器均为自然金。根据地质的调查证明，金矿在四川盆地西

北部和盆地周缘有广泛的分布，矿石种类以砂金为主。在盆地西、北周缘的大江

大河及其支流的河谷地带，尤其是河谷由窄变宽处、转弯处和支流交汇处，往往

都是砂金富集的地方，如涪江的平武县古城矿区、白龙江的青川县白水矿区、嘉

陵江的广元市水磨矿区等。此外，在川西高原的岷江、大渡河、雅砻江的一些地

段，也有品位很好的金矿分布。 这些金矿为盆地内青铜文化的贵重金属工业提

供了充足的原料。

金沙遗址已经出土了铜器1300余件，多数是小型器物，似乎都不能独立成

器，极可能是大型礼器上的附件。铅锡青铜是金沙铜器中的主要材质类型，铅作

为主要合金成分在金沙遗址中使用较多。金沙铜器铸造工艺技术仍沿袭三星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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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传统技法，大多为一次浑铸而成，多双面合范而成。有的器物可能为分段铸

造，然后浑铸为一体，或采用附件、主体分铸之法，然后再将附件插入主体焊铆

固定而成形。金沙铜器装饰技法有素面、墨绘、穿孔、铸纹、立体附饰等，以素

面最多。铜器的铸后加工手段较为先进，许多范缝都经过打磨，很难寻觅。有的

器物表面还经过抛光处理。

金沙遗址已出土玉器2000余件，数量巨大，种类丰富。金沙玉器多就地取

材，在制作上常融合多种技巧，精雕细琢，光润细腻，闪耀夺目，富有鲜明的地

域特色，最大程度地凸显了玉器的坚毅、细润及自然之美。

“玉不琢不成器”。远古时期制作一件玉器，需经过采料、选料、开料、切

割、打孔、刻纹、镂空、掏雕、打磨、抛光等多项工序，耗费经年累月的功夫，

才能完成其制作。

与今人对玉的认识不同的是，中国古代人类认为“石之美者为玉”。这里有

一些玉料，其表面色泽艳丽，体现了金沙人一些选料的标准。从这上个展柜里丰

富的玉料来看，金沙人对玉料的选择已很广泛了。通过调查与鉴定，初步确认金

沙的玉料大多来自成都平原西北部的高山中，另有部分材料可能取自附近河滩地

点。

这是金沙遗址祭祀场所中发现的一件奇石，器内外均有似水墨画般的图案，

通过矿物学鉴定，确定它是一个水冲石，由于长期埋藏在水中，受周围水藻等有

机物质的吸附影响而形成，古蜀玉工在选择玉料过程中发现它本身就是一件大自

然的杰作，因此对该器未做任何加工，而是完全保留了其自然的形态，直接用于

祭祀活动。金沙玉料自然呈色丰富多彩，玉工在开料加工时，便依此特点因料施

工。

这是一件未完工的半成品玉料，它上面残留有对剖玉料的痕迹。它的另一

面则保留下了一些网格状纹饰。

这是一件保留片切割的玉璋。器中间残留下一道切割台痕，两侧切割的末

端线非常平直均匀，台面仅高出低面0.1厘米，可见切割工具极薄，应是采用铜

质的片状工具来完成。该器在加工完后曾做打磨抛光处理，但是在较低的一面上

还是残留了少许深浅不一的擦痕。这些擦痕与切割线平行，应是片状工具来回快

速拉动解玉砂锯切割玉料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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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标本极为重要。该器为两件尚待分离的璋。器至主阑部断开，柄部尚

未切割完毕，璋向内的两面上清晰地保留着呈抛物线的线切割痕迹。线痕中间略

高，两边较低，切面上凹凸不平，深浅平一，是利用线切割方法剖玉的结果。这

件玉璋成为研究我国商周治玉工艺的极为难得的一件重要标本。这件标本还有一

个重要的地方是，它还反映出玉器加工中的一种特殊技艺-----成形对开技术，

就是把两件玉璋同时制作，做完两外侧的纹饰以及两侧突出器外的扉牙装饰后，

从中间用线切割的办法将玉器一分为二，由于此器尚未完工，其内侧阑部则无纹

饰。此种方法使琢玉的速度大大加快，同时也省工省料，大大提高了制玉的效率。

在这件玉璧的圆环两面分别刻划着七组清晰的同心圆圈纹，每组圆圈纹由

疏密相间、极细的阴线纹组成，两面的线纹基本对称，距离相等，深浅相间，线

条婉转流畅，打磨精细，抛光细腻，很像今天的密纹唱片。这件精美器物的出土

让我们直接感受到了金沙玉器制作的高超水平。像这样精密的同心圆圈纹饰应该

是由砣具加工完成的。但早期的砣机是一种半机械化的装置，要由人的双脚踩踏

来带动轮盘转动，这样的装置由于受力的不均，常常琢出的纹饰线纹不均，甚至

纹饰还常有歧出现象。而金沙这件玉璧从线纹观察则应是由一种匀速且快速旋转

的轮盘工具来加工完成的。这个工具很像今天使用的电动机床类的装置。但金沙

时期这种装置不可能由电力来带动，推测更可能是由急速的水流带动皮带高速旋

转来完成的。

玉器上的圆孔主要是用木、竹、骨、石等管状形工具加砂蘸水不断在玉料

上旋转碾磨而成。金沙玉器的钻孔技术非常发达，常根据器物的厚薄、大小采用

不同的方式来完成钻孔。这件保留着管钻痕迹的玉琮，在孔壁内留有管状器物碾

磨粗砂所留下的旋转痕，及两面对钻时在中部残留的错位台痕，其中上面的钻孔

较大，且向侧面倾斜（移位），下面的孔钻得较规整。这件器物完成后，孔壁未

做打磨处理，因此可以让我们了解其钻孔的方法和过程。

这是一件采用镂空技术加工的透雕图案。镂空技法早在辽宁红山文化及浙

江良渚文化中就已出现，商周以后的玉器也常把钻孔技术与线切割紧密结合起

来，利用镂空装饰，使玉器造型更丰富，立体感和动感更强。此时的镂空方法多

是利用弓弦原理，先打小孔，再以线为弦配合解玉砂来回拉锯。

这件环链形器（图十二），三个小型玉环，环环相套，说明玉器加工中已出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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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掏雕的技艺，极为精巧。在江西新干商墓出土的一件侧身玉人头顶后部有采用

这种工艺加工的套环。

由于古代玉料来源稀少宝贵，因此古人对玉料十分珍惜，常把使用过的或

有损坏的器物改制成另一件器物。这是一个凹弧刃玉璋的上部，刃尖一角残损。

器上有三个穿孔呈三角形排列，上端孔较大，下端两孔似尚未穿完，就出现故障，

于是便用黑色物质填补，又在器上端中部重打一孔改作为一件佩饰。

下面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观看一段关于金沙制玉工艺流程的小短片，它是用

现代高科技手段幻影成像技术制作完成的。（2-3分钟）

了解完金沙人的生活生产情况，让我们来看看金沙人的丧葬习俗。远古时

代的人们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故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对逝者的安葬十分

重视。金沙人又是如何埋葬他们的亲人呢？考古人员在居址区附近发现了一定数

量的墓葬，说明有一部分人死后就埋在居住区的附近。但是更多的时候金沙人则

是埋入了集中的墓地。这些墓地中的墓葬都有一定的排列顺序，墓葬之间很少有

叠压和打破的关系，说明每一个墓地是有一定规划的。这些墓葬都为土坑墓，墓

坑都为西北----东南向，（这与房屋、祭祀堆积方向一致），头朝西北或东南，或

许这种形式与金沙人的祖先崇拜或某种宗教观念有关吧。过去成都平原新石器晚

期的宝墩文化中发现的墓葬以及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墓葬也都是这个方向。这个现

象应该不是偶然的。传说中蜀族的祖先是从西北方向的高山中一步步走进了成都

平原，然后在这里繁衍生息。西北的高山可说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古蜀先

民的福地。也许三星堆人和金沙人的这种方向性的选择反映了他们希冀灵魂不死

而追溯先人的迁徙路线返归故里的观念吧！

大家看，这里有三座成人墓葬，其中一个人的墓里一件物品都没有，而且从人骨

情况看，应是二次葬，估计他生前可能是一个穷人；旁边这个人的墓葬里有了两

三件陶器，财富的拥有可能比上一个好些；但第三位墓葬里的随葬品却很丰富，

无论是数量与种类都远远超过了这两人。随葬器物的种类有玉器、铜器、陶器等，

总数达 件。其中他下身放置的这件铜钺非常精美，代表了墓主人生前崇高的地

位。从这几座墓葬我们知道当时社会已有较强的财富观念及贫富分化现象。这里

还有一座小孩的墓葬里，从他的身形上，这个小孩可能只有十几岁，现在我们仍

能感到他的稚气与活泼。金沙还发现了一些合葬墓，从此我们可以看出金沙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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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状态，推测当时可能已进入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结构。

目前金沙遗址已经发掘的墓葬已超过2000座，发现金沙人的葬式大都为仰

身直肢（可能为一种代表睡眠的姿态，含有请死者放心安睡之意），流行双手抱

于胸前。也有少量屈肢葬。盛行二次迁葬。除少量船棺葬具外，未发现其他的葬

具。约半数的墓葬有随葬品，但数量都不多，随葬品一般是陶器和石器，仅个别

墓葬有少量玉器和青铜器。从目前已发掘的墓葬情况看，规格都不高，随葬品数

量、等级也不算高。但仍可看出金沙遗址内已有明显的社会分层与等级划分。

当我们浏览过金沙人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后，可以看到，金沙的社会形

态已包括了大型的建设基址、大型的祭祀活动、一般的生活区域、墓地、窖穴、

陶窑作坊、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和宗教用品等丰富内容。庞大

的金沙遗址，呈现出规划布局谨严，功能区分明晰的总体格局。群体化的建筑体

系，大规模的手工业制造等，勾勒出一个城市设施齐全、使用功能完备、生产力

布局规模庞大、社会组织结构严密、权力高度集中的古蜀文明社会的风貌。

第二厅 《王国剪影》

自2001年以来，考古人员已在金沙遗址范围内50多个地点，进行了17000

平方米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区、祭祀活动场所、一般居址区、墓地、陶

窑等重要遗迹，出土了6000多件金器、铜器、玉器、石器、漆木器等精美器物

以及数以万计的陶器。有序的建筑格局，先进的农业生产，精湛的手工业制作，

规整的墓地，犹如一张张文明的碎片，又为我们拼接出一幅规模庞大、规划严密、

社会组织结构清晰的古老都邑华美的文明画卷。

观看短片《考古金沙》

介绍模型：金沙遗址各发掘地点分布

1、 金沙遗址已发现的四大重要遗存（宫殿区、祭祀区、生活区、墓地）

2、 其他发掘地点

金沙庞大的遗址群及其浩繁的文物群体，大规模的建筑遗迹，表明了当年

城市的宏伟规划；大量的农具与工具，折射出古蜀农业的繁荣兴盛；而堆积如山

的陶器、精巧的冶炼制品，以及数量巨大的玉器群等等，则说明了金沙时代手工

业的高度繁荣。我们的家园在远古时代就是如此地兴旺发达、可爱可亲。这些王

国的记忆是由一个个考古发掘出来的文明碎片拼接出来的，而这些遗存就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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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群体，无可置疑地组构出金沙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勾

勒出了金沙时期人口稠密，平凡充实的社会生活状态，也是一幅充满生气与活力

的亮丽的王国生活画卷。

金沙遗址内广泛分布着各种居住遗迹，其间散布着大量房址、灰坑、窖穴、

水井、水塘、陶窑等生活遗迹。

这是一个在遗址生活区里发现的陶罐，陶罐的下部已被打烂，它的上面还

倒扣着另一个陶罐的上半部。原来这个陶罐是一个水井圈。当时水井的做法是在

地面上先开挖一个较深的坑，坑中埋入一个无底的大陶罐作为井圈，周边再用卵

石进行回填，起过滤水的作用。在生活区内房屋周围发现的一些水井，表明金沙

人已开始了凿井而饮的生活方式。

水井的发明，是随着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出现的，也是早期人类

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方式的产物。水井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其发展经历了

四次大的演变：土井—木构井—陶井—砖石井。水井的出现既提高了日常生活的

质量，又方便了生产，它是生产力进步的一个标志。

在居住区中已经发现了一百多座小型的房屋建筑，它们都是以木（竹）骨

泥墙形式修建而成。金沙发现的小型的房屋有方形、长方形两类，面积多在20

平方米左右，以单间为主。这类房屋在修建时由于没有直径较大的木柱支撑，很

容易垮塌，重建的次数较多。

在它的对面是在“三合花园”内发现的一处大型房屋建筑的遗迹。这处房

屋建筑基址是由5座（有的资料写的7座）房址组成的大型房屋。这5座房址经

过3000多年的历史沧桑，地面部分都已经不存在了，仅仅残留下了基槽，基槽

内留有较密集的小圆洞痕迹（考古人称为柱洞），由此推测仍然为“木（竹）骨

泥墙”建筑形式。“木（竹）骨泥墙”式建筑是成都平原古老的房屋建筑形式。

其修建方式为：先平整地表，开挖基槽，并于基槽内竖插圆木（或竹子）作为木

骨，后于木骨上抹草拌泥，再经火烘烤成红烧土墙。屋顶一般是盖草。上世纪八

十年代中期在成都的十二桥遗址就曾发现过保存完整的草屋顶。从这处房基的布

局结构分析，6号房址位于北部，5号、9号房址分列东、西两侧，7号房址呈方

形居中。从房基内的柱洞看，6号房址和5号房址的东基墙内的小柱洞在一条直

线上，而6号房址南墙基内的小柱洞和5号、9号房址北墙基内的小柱洞的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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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1.2米。由此可见这5座房址是经过精心设计，也是同时施工建成的一组建

筑群。这组建筑群的面积有多大，由于没有完全揭露，目前还不清楚。从发掘的

情况分析，面积至少在2000平方米以上，其中以6号房址的单体建筑面积最大，

发掘长度在54.8米以上，宽近8米，至少有五个开间，面积在430平方米以上。

这处建筑气势宏伟，规模巨大，布局上具有极强的规律性，在西南地区尚属首次

发现。根据房址的面积、布局结构和周边的出土文物综合分析，推测这一建筑群

很可能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金沙遗址的宫殿建筑，极可能是金沙遗址上层人士

或贵族的居所。

从金沙遗址已发现的房屋情况，可以看出平民之家，王者之居，已是井然

有序，充分显现出金沙社会等级分明的组织结构。

在金沙遗址许多房屋的周围发现了大量形状不同，大小各异的坑。从这些

坑内填土的质地、颜色和出土文物分析，很多都是生活废物的堆积坑，也有个别

是储藏器物的窖穴，埋藏遗物大都以陶器为主。从坑中的遗物我们可以了解到一

些金沙人的生活状况。

这个灰坑里出土了大量的鱼骨，说明金沙人在食用完鱼肉后，把剩下的骨

头就地埋在了房屋的旁边。这两个灰坑则埋藏着很多当时的生活用具，有陶罐、

尖底杯等。

这个灰坑（H272）出土时只见到一大堆陶器的碎片，经过技术人员三个多

月的拼对，竟然修复出了两件高达1米多的大陶瓮，还有七件小的陶器。这一方

面说明金沙人当时可能有着丰富的物品，因此才需要如此巨大的陶器来储藏。另

一方面也说明金沙人可能也有了一些大型的陶窑，才能烧制出如何巨大的大陶

瓮。

在这一个面积不大的，形状较为规整的灰坑里（H328）出土了28件陶器。

考古人员发现这些陶器的形体非常特殊，有的中有镂空，上下相通；有的细如灯

柱，造型优美，制作精细。这些器物看上去都不具有实用性，可能是一些陶质的

礼器。

在生活区中和墓葬里还出土了大量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用具，其中有木

质、铜质、石质、骨质的生产工具，此外还发现了一些陶纺轮（纺织工具）、陶

网缀（捕鱼工具）、铜箭簇（狩猎）、石矛（狩猎）等。

.专业资料.整理分享.

.WORD.格式.

《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其城方三百里，盖

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在《华阳国志•蜀志》里还有一条重要的记载说：“后

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杜宇是以其高等发达的农业著称于世。《蜀志》又说杜

宇王朝时，“以汶川为畜牧，南中为园囿”。刚才我们在第一个展厅里已看到金沙

时期除发现一些野生动物外，还发现了大量家养动物的骨骼。从这些情况可以看

出，这个时期的古蜀族可能是以繁盛的农业为主，同时还辅之以狩猎、捕渔等畜

牧业。

这件长80厘米的木耜，2003年1月24日出土于“芙蓉园”北地点的一个

水塘中。其形状很像现在的铲子，通体由一块整木制成。这是目前我国唯一保存

较为完整的商周时期的一件农具，可以说它是我们的农耕之祖，也是成都平原稻

作农业发达兴盛的重要物证。

耜是一种农作翻土工具，有木耜、骨耜、石耜等。耜是伴随着农业的产生

而产生的。成都平原自然环境优越，在很早的时候就已出现稻作农业。在公元前

2500----前2300年的都江堰芒城遗址中，就发现有水稻硅酸体的存在。木耜作

为一种翻土工具，可能在这时就已存在了。木质器物非常容易腐朽，很难保存下

来，因此在考古中发现极少，这往往也给人们一种错觉：如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

中，我们看到的工具一般是斧、锛、凿类的石器，实际上，在农业生产中大量而

广泛使用的是骨器和木器，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便是明证——现有的考古资料表

明，最早的耜发现于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该遗址出土了上百件骨耜和1

件木耜，其年代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属河姆渡文化的其它遗址还出土

了4件木耜。。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木耜表明，在青铜时代的农业生产中，木耜

是一种重要农具。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青铜时代，青铜农具并未在农业

生产中广泛应用，木质农具仍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只有到了铁器时代，铁制

农具才真正取代了木质农具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

金沙遗址内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金器、铜器、玉石器、漆木器和陶器，充

分显示出金沙时期的手工业技术已经相当发达，社会行业已有了明确的分工。一

件件精美的工艺制品，是智慧勤劳的金沙先民聪明才智与审美情趣的折射与映

照。

金沙遗址内已发现了176座陶窑，有的零星分布在居住区周围，有的较为

.专业资料.整理分享.

.WORD.格式.

集中地分布在居住区的附近，由此推测金沙时期除了少量的家庭制陶外，可能还

是以集中制陶作坊和集中烧制的窑场为主。金沙时期的陶窑，大多形似撮箕，窑

室前低后高呈斜坡状，面积只有6平方米左右。从窑壁的烧结程度看，使用的时

间都不长。

在金沙遗址居址区里，已出土了上万件陶器，还有数亿片陶器的碎片还在

拼接中。陶器的种类十分丰富，主要有小平底罐、高柄豆、瓶、盉、尖底盏、尖

底杯、尖底罐、高领罐、圈足高领罐、圈足罐、圈足盆、圈足钵、圈足杯、瓮、

高柄杯形器、束腰形器座、圈足杯、扁壶等。这些器物大多是粮食盛器，有的是

酒器，还有的可能是陶质礼器。

陶器是考古中发现最多，也是在时空上最富于变化的一类器物。因此成为

考古学划分不同文化区域、文化阶段、文化性质的重要依据。从金沙遗址出土的

众多陶器，划分出了金沙遗址发展演变的三大时期。

金沙遗址出土的200余件黄金制品，种类丰富，工艺精湛。金器以金箔、

金片为主，它们大多采用自然砂金加工而成，通过对金沙遗址出土的14件金器

样品进行的成份分析，发现金沙遗址的金器主要由金、银、铜三种元素组成，含

金量从83.3%至94.2%不等，其中以太阳神鸟金饰含金量最高。从金器元素含量

组成分析，这些金器是用采集而来的自然金加热锻打而成。在制作上采用了锤揲、

剪切、打磨、刻划、錾刻、模冲等多种技法。金沙遗址的金器是目前我国商周时

期发现数量最多，器形是为丰富的一处。

金沙遗址出土金器均为自然金。根据地质的调查证明，金矿在四川盆地西

北部和盆地周缘有广泛的分布，矿石种类以砂金为主。在盆地西、北周缘的大江

大河及其支流的河谷地带，尤其是河谷由窄变宽处、转弯处和支流交汇处，往往

都是砂金富集的地方，如涪江的平武县古城矿区、白龙江的青川县白水矿区、嘉

陵江的广元市水磨矿区等。此外，在川西高原的岷江、大渡河、雅砻江的一些地

段，也有品位很好的金矿分布。 这些金矿为盆地内青铜文化的贵重金属工业提

供了充足的原料。

金沙遗址已经出土了铜器1300余件，多数是小型器物，似乎都不能独立成

器，极可能是大型礼器上的附件。铅锡青铜是金沙铜器中的主要材质类型，铅作

为主要合金成分在金沙遗址中使用较多。金沙铜器铸造工艺技术仍沿袭三星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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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传统技法，大多为一次浑铸而成，多双面合范而成。有的器物可能为分段铸

造，然后浑铸为一体，或采用附件、主体分铸之法，然后再将附件插入主体焊铆

固定而成形。金沙铜器装饰技法有素面、墨绘、穿孔、铸纹、立体附饰等，以素

面最多。铜器的铸后加工手段较为先进，许多范缝都经过打磨，很难寻觅。有的

器物表面还经过抛光处理。

金沙遗址已出土玉器2000余件，数量巨大，种类丰富。金沙玉器多就地取

材，在制作上常融合多种技巧，精雕细琢，光润细腻，闪耀夺目，富有鲜明的地

域特色，最大程度地凸显了玉器的坚毅、细润及自然之美。

“玉不琢不成器”。远古时期制作一件玉器，需经过采料、选料、开料、切

割、打孔、刻纹、镂空、掏雕、打磨、抛光等多项工序，耗费经年累月的功夫，

才能完成其制作。

与今人对玉的认识不同的是，中国古代人类认为“石之美者为玉”。这里有

一些玉料，其表面色泽艳丽，体现了金沙人一些选料的标准。从这上个展柜里丰

富的玉料来看，金沙人对玉料的选择已很广泛了。通过调查与鉴定，初步确认金

沙的玉料大多来自成都平原西北部的高山中，另有部分材料可能取自附近河滩地

点。

这是金沙遗址祭祀场所中发现的一件奇石，器内外均有似水墨画般的图案，

通过矿物学鉴定，确定它是一个水冲石，由于长期埋藏在水中，受周围水藻等有

机物质的吸附影响而形成，古蜀玉工在选择玉料过程中发现它本身就是一件大自

然的杰作，因此对该器未做任何加工，而是完全保留了其自然的形态，直接用于

祭祀活动。金沙玉料自然呈色丰富多彩，玉工在开料加工时，便依此特点因料施

工。

这是一件未完工的半成品玉料，它上面残留有对剖玉料的痕迹。它的另一

面则保留下了一些网格状纹饰。

这是一件保留片切割的玉璋。器中间残留下一道切割台痕，两侧切割的末

端线非常平直均匀，台面仅高出低面0.1厘米，可见切割工具极薄，应是采用铜

质的片状工具来完成。该器在加工完后曾做打磨抛光处理，但是在较低的一面上

还是残留了少许深浅不一的擦痕。这些擦痕与切割线平行，应是片状工具来回快

速拉动解玉砂锯切割玉料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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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标本极为重要。该器为两件尚待分离的璋。器至主阑部断开，柄部尚

未切割完毕，璋向内的两面上清晰地保留着呈抛物线的线切割痕迹。线痕中间略

高，两边较低，切面上凹凸不平，深浅平一，是利用线切割方法剖玉的结果。这

件玉璋成为研究我国商周治玉工艺的极为难得的一件重要标本。这件标本还有一

个重要的地方是，它还反映出玉器加工中的一种特殊技艺-----成形对开技术，

就是把两件玉璋同时制作，做完两外侧的纹饰以及两侧突出器外的扉牙装饰后，

从中间用线切割的办法将玉器一分为二，由于此器尚未完工，其内侧阑部则无纹

饰。此种方法使琢玉的速度大大加快，同时也省工省料，大大提高了制玉的效率。

在这件玉璧的圆环两面分别刻划着七组清晰的同心圆圈纹，每组圆圈纹由

疏密相间、极细的阴线纹组成，两面的线纹基本对称，距离相等，深浅相间，线

条婉转流畅，打磨精细，抛光细腻，很像今天的密纹唱片。这件精美器物的出土

让我们直接感受到了金沙玉器制作的高超水平。像这样精密的同心圆圈纹饰应该

是由砣具加工完成的。但早期的砣机是一种半机械化的装置，要由人的双脚踩踏

来带动轮盘转动，这样的装置由于受力的不均，常常琢出的纹饰线纹不均，甚至

纹饰还常有歧出现象。而金沙这件玉璧从线纹观察则应是由一种匀速且快速旋转

的轮盘工具来加工完成的。这个工具很像今天使用的电动机床类的装置。但金沙

时期这种装置不可能由电力来带动，推测更可能是由急速的水流带动皮带高速旋

转来完成的。

玉器上的圆孔主要是用木、竹、骨、石等管状形工具加砂蘸水不断在玉料

上旋转碾磨而成。金沙玉器的钻孔技术非常发达，常根据器物的厚薄、大小采用

不同的方式来完成钻孔。这件保留着管钻痕迹的玉琮，在孔壁内留有管状器物碾

磨粗砂所留下的旋转痕，及两面对钻时在中部残留的错位台痕，其中上面的钻孔

较大，且向侧面倾斜（移位），下面的孔钻得较规整。这件器物完成后，孔壁未

做打磨处理，因此可以让我们了解其钻孔的方法和过程。

这是一件采用镂空技术加工的透雕图案。镂空技法早在辽宁红山文化及浙

江良渚文化中就已出现，商周以后的玉器也常把钻孔技术与线切割紧密结合起

来，利用镂空装饰，使玉器造型更丰富，立体感和动感更强。此时的镂空方法多

是利用弓弦原理，先打小孔，再以线为弦配合解玉砂来回拉锯。

这件环链形器（图十二），三个小型玉环，环环相套，说明玉器加工中已出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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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掏雕的技艺，极为精巧。在江西新干商墓出土的一件侧身玉人头顶后部有采用

这种工艺加工的套环。

由于古代玉料来源稀少宝贵，因此古人对玉料十分珍惜，常把使用过的或

有损坏的器物改制成另一件器物。这是一个凹弧刃玉璋的上部，刃尖一角残损。

器上有三个穿孔呈三角形排列，上端孔较大，下端两孔似尚未穿完，就出现故障，

于是便用黑色物质填补，又在器上端中部重打一孔改作为一件佩饰。

下面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观看一段关于金沙制玉工艺流程的小短片，它是用

现代高科技手段幻影成像技术制作完成的。（2-3分钟）

了解完金沙人的生活生产情况，让我们来看看金沙人的丧葬习俗。远古时

代的人们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故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对逝者的安葬十分

重视。金沙人又是如何埋葬他们的亲人呢？考古人员在居址区附近发现了一定数

量的墓葬，说明有一部分人死后就埋在居住区的附近。但是更多的时候金沙人则

是埋入了集中的墓地。这些墓地中的墓葬都有一定的排列顺序，墓葬之间很少有

叠压和打破的关系，说明每一个墓地是有一定规划的。这些墓葬都为土坑墓，墓

坑都为西北----东南向，（这与房屋、祭祀堆积方向一致），头朝西北或东南，或

许这种形式与金沙人的祖先崇拜或某种宗教观念有关吧。过去成都平原新石器晚

期的宝墩文化中发现的墓葬以及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墓葬也都是这个方向。这个现

象应该不是偶然的。传说中蜀族的祖先是从西北方向的高山中一步步走进了成都

平原，然后在这里繁衍生息。西北的高山可说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古蜀先

民的福地。也许三星堆人和金沙人的这种方向性的选择反映了他们希冀灵魂不死

而追溯先人的迁徙路线返归故里的观念吧！

大家看，这里有三座成人墓葬，其中一个人的墓里一件物品都没有，而且从人骨

情况看，应是二次葬，估计他生前可能是一个穷人；旁边这个人的墓葬里有了两

三件陶器，财富的拥有可能比上一个好些；但第三位墓葬里的随葬品却很丰富，

无论是数量与种类都远远超过了这两人。随葬器物的种类有玉器、铜器、陶器等，

总数达 件。其中他下身放置的这件铜钺非常精美，代表了墓主人生前崇高的地

位。从这几座墓葬我们知道当时社会已有较强的财富观念及贫富分化现象。这里

还有一座小孩的墓葬里，从他的身形上，这个小孩可能只有十几岁，现在我们仍

能感到他的稚气与活泼。金沙还发现了一些合葬墓，从此我们可以看出金沙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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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状态，推测当时可能已进入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结构。

目前金沙遗址已经发掘的墓葬已超过2000座，发现金沙人的葬式大都为仰

身直肢（可能为一种代表睡眠的姿态，含有请死者放心安睡之意），流行双手抱

于胸前。也有少量屈肢葬。盛行二次迁葬。除少量船棺葬具外，未发现其他的葬

具。约半数的墓葬有随葬品，但数量都不多，随葬品一般是陶器和石器，仅个别

墓葬有少量玉器和青铜器。从目前已发掘的墓葬情况看，规格都不高，随葬品数

量、等级也不算高。但仍可看出金沙遗址内已有明显的社会分层与等级划分。

当我们浏览过金沙人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后，可以看到，金沙的社会形

态已包括了大型的建设基址、大型的祭祀活动、一般的生活区域、墓地、窖穴、

陶窑作坊、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和宗教用品等丰富内容。庞大

的金沙遗址，呈现出规划布局谨严，功能区分明晰的总体格局。群体化的建筑体

系，大规模的手工业制造等，勾勒出一个城市设施齐全、使用功能完备、生产力

布局规模庞大、社会组织结构严密、权力高度集中的古蜀文明社会的风貌。

第三厅 《天地不绝》

人类并非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人类的精神追求才是其作为万物之灵最可

宝贵的心灯。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也正是一部人类的精神发展史。远古人类对

宇宙自然、天地万物、四方神灵、祖先神祗有着极高的敬畏、感恩心理和神秘的

理解。他们相信人外有神、万物有灵，并逐步形成与神“对话”的系统化仪式。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即涵括了人们的神圣信仰与礼制观念。先民们在

社会重大活动及日常生活中时常举行各种虔诚的祭祀仪礼，表达对各类神灵的敬

仰与崇拜，其目的是希冀与天地间诸多神灵达到沟通，以求得诸神的保护与庇佑，

同时也深寓着他们对于终极的追问和关怀。

金沙遗址发现的大型祭祀活动场所，面积达15000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

达5米，延续时间从商代晚期到春秋早期，尤以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这一时段的

遗迹、遗物最为密集，表明古蜀的祭祀文化相当发达且有很强的绵延性。各类祭

品与祭法之差异，则标明了神巫文化系统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这是一个通向金沙人神秘祭祀场所的悠长的通道，现在请屏住你的呼吸，用你的

心去聆听那来自三千年前的神鸟的鸣叫，还有天空中飘荡着的天簌般的声响。让

我们静静地地走进金沙人的神巫世界，去感受一场与天地神灵沟通的祭祀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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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体昧一次金沙人的心灵之旅。

第一组 青铜立人

这是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青铜立人，他看上去与三星堆二号坑中出土的青

铜大立人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双拳中空，似乎握着一个物品 ，神情肃然地站在

高高的地方，好像正在主持一个神圣而重要的仪式。他们的脸型也大致类似，都

为方颐；耳垂都有穿孔。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两者之间又有太多差别。金沙遗址

的青铜立人体态矮小，大眼圆睁，嘴微微张开，脑后拖着三股一体的长辫子，头

戴圆涡形帽圈，服饰为单层中长服，脚下有一插件。这都与三星堆青铜立人不同。

金沙铜立人头上戴着的涡形帽圈，造型与“太阳神鸟”金箔中的太阳图案

极为相似，应当象征着光芒四射的太阳头罩太阳光环，手持献祭之物，站在高处

的小铜立人，俨如一个光明的使者或太阳神的化身，正在主持神圣的祭祀活动，

生动地反映出金沙人对太阳神地崇拜。

所有参观过铜立人像的人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他手中握着的究竟

是什么样的器物？学术界也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说是拿着迎接太阳的神树枝，有

人说是两手各持有一个玉琮，有人说是珍贵的象牙，也有人说是拿着木制或竹制

的法具神筒，还有人认为什么也没拿，双手的姿势可能是巫师做法时的一种手势。

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相似的铜立人形象，反映出了两个遗址÷

有着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或类似的宗教仪式规范，昭示了两个遗址间密切的传承

关系。

对于铜立人像所表现的人物的身份，学术界有大巫师、蜀王、或大巫师兼

蜀王等多种说法。无论是哪一种说法，立人像所代表的都不会是当时的下层人物，

而应当是职掌了宗教权力或行政权力的族群或王国的上层贵族。

第二组 象牙

象牙是古蜀人奉献给天地神灵的重要祭品，但每一次祭祀活动中使用象牙

的数量和方式都有所不同。有体量巨大完整的象牙极有规律、整齐的朝着一个方

向摆放，有被切成饼状的象牙，还有加工成圆柱状或棍状的象牙，也有取象牙尖

祭祀的。这些方式都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宗教色彩。

大家不禁要问，祭祀中为什么要使用这么多的象牙？象牙又是祭祀什么

呢？ 中国古代方术家有用象牙魔力殴杀水神之法。据《周礼•秋官•壶涿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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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壶涿氏掌除水虫，以炮土之鼓殴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杀其神，则以牡

橭午贯象齿而沉之，则其神死，渊为陵。”成都平原在修建都江堰之前，河流长

期泛滥成灾，用象牙祭祀，可能是因为象牙具有镇杀水中精怪的作用。

第三组 石器

1、石磬

2006年6月10日，中国文化遗产日中央电视台直播金沙遗址现场发掘情况

时，在祭祀区西北角一个探方内出土了两件石磬。磬是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

一。它可能源于某种石制片状的劳动工具，如石铲之类。先民们在生产实践中，

发现石制工具能发出悦耳的声音，便用来为乐舞伴奏，于是出现了磬。古代最为

常见的石磬是上作倨句形，下作微弧形或近于直线；或上下均作倨句形。磬的质

料大多是石制，也有玉制或铜制的。目前所知，早期原始形制的石磬有山西夏县

东下冯遗址石磬，系打制而成。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石磬，也系打制而成。这两件

磬为夏代遗物，距今约四千年左右。商代石磬形制多样，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

土一件早商时期石磬。在磬体上雕刻各种精美动物纹饰的石磬在商代墓葬中时有

发现，《诗经•商颂》中有描述殷人祭祀乐舞的诗句：“鞉鼓渊渊，嚖嚖管声。既

和且平，依我磬声。”可知磬在当时是一种主要乐器。商时一件单悬的石磬，后

世称“特磬”。商代还出现按音列组合起来的磬，称“编磬”，多为三件一组。

《周礼•考工记》书里还记述了磬的制作工艺和校音方法，说明磬的各个

部位均有专门名称和固定的比率。它们是古代工匠长期制作石磬的经验总结。磬

在后世主要用于统治者宗庙祭祀和朝聘、宴享等仪礼活动。磬和钟作为乐器和礼

器，是统治者权力和身份地位的象征。 金沙祭祀区里两件石磬的出土，体现了

古蜀王国祭祀活动的隆重与庄严，也使蜀地“未有礼乐”的认识成为过去。

杨雄《蜀王本纪》说“蜀之先王者曰蚕丛，柏灌、鱼凫、开明，是时人椎

髻左祍，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其中一件石磬长106厘米、宽56厘米、厚4

厘米，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商周时期石磬中体量最大的一件。这两件石磬至今仍可

敲击发音，其音质纯美悦耳。

2、 石璧

璧是中国古代祭祀活动中重要的礼器之一。金沙遗址早期祭祀阶段中出土

了许多形制相似，大小不同的石璧。体量最大的这件直径达84厘米，小的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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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厘米。许多石璧孔壁涂朱，有的小型石璧是用加工较大石璧时钻孔留下的孔芯

部分再钻孔而成的，有的大小石璧可以相合，这与三星堆遗址所出的这类石璧成

套出土的情况相似。这些石璧的埋藏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的从大到小，依次排

列；有的与石跪坐人像、石虎、石蛇一起放置；有的与石饼形器、石璋堆积。

3、石饼形器

早期祭祀阶段还盛行大量使用这种制作简单粗糙的石饼形器进行祭祀。这

种器物出土数量较多，形体较小，器体周缘较薄，两面保留剖裂面，无任何磨制

痕迹，器表凹凸不平，有的饼形器上还有未穿通的钻孔。饼形器周边虽然打制较

为尖薄，但却未见修整的痕迹，似乎也是一种坯料的直接使用形式，且多与石璧、

石璋一起埋藏。

4、43号遗存原状展示

在43号遗存中，大大小小的石饼状形器极有规律地垒叠在一起，其中最上

面一处摆放得很像一个乌龟的形状，似乎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这是不是又有什

么指向呢？乌龟乃长生之物，在远古时代，原始先民就已经将乌龟作为渴望长寿、

寄托美好愿望的图腾崇拜。民间甚至还有乌龟是龙的儿子的说法。龟蛇崇拜也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信仰之一。在古人心目中如同神灵般圣洁的乌龟，逐渐又成

为巫觋手中重要的巫术工具，卜问吉凶祸福的灵物。成都城市的形状与龟也有一

些联系。在古文献《搜神记》中曾记载秦张仪修筑成都城时屡筑屡塌，忽然有一

个大龟沉于江中，至东子城东面角而毙，张仪向巫师请教，巫师建议依龟而筑城，

从此成都便有了龟城的别称。

第四组 遗迹组

在金沙遗址庞大的祭祀场所内，从祭祀品的布局情况看，发现有较明确的

功能分区。每个区域中埋藏着不尽相同的器物，各类器物又往往有不同的组合方

式。这些埋藏方式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我们今天尚无法对这些现象做出确切的

解释，只能大致分析其构成原因：一是祭祀活动可能有时代早晚之差别，二是各

次祭祀活动的祭祀对象或有所不同。在展览中，我们为你呈现了一些遗迹出土时

的原状，并将这些坑中出土的器物完整地展示出来。

1、商晚至西周早期的8号遗存以金器、玉器、铜器作为祭祀用品。在面积

不大的坑中，我们看到埋藏器物的数量较多，并且在坑中还洒满了朱砂。这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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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明显是与巫术祭祀活动密不可分。

2、商晚至西周早期的10号遗存上层埋藏多根完整的象牙，其下层叠压着

24件玉器及1件陶器。这种埋藏方式与三星堆祭祀坑的非常相同。

3、西周时期的14号遗存出土文物384件，主要以小型玉璋、绿松石珠饰

和金箔片等组合进行祭祀。器物组合方式特殊，种类单纯。

4、商代晚期的19号遗存以石跪坐人像、石虎、石蛇、石璧组合进行祭祀。

石跪坐人像与石虎出土时并置一处，虎口正对人的胸膛，其特殊的摆放形式具有

强烈的宗教涵义。石跪坐人或系“人殉”替代品？或另有更深沉的宗教意义？若

是替代品，以人像替代活人之祭，这在当时已是一大进步。

第五组 玉器

中国人崇玉，可以追溯到非常遥远的时代，最终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国玉

文化传统。在世界文化洪流中，中国玉文化是极具民族特色的一种文化。玉石因

其天生丽质，被古人认为乃自然造化之精髓，天地灵气的结聚，是最为圣洁之物，

故常“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祭典和一系列大事活动中，玉器都扮演

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玉器是古人祀鬼神、通天地的社稷重器，同时也是权势与地

位的物质体现。中国人的崇玉精神，充分体现出了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美好思

想。

金沙遗址祭祀场所里已经出土了2000多件精美的玉器，数量巨大。它们大

多是玉制礼器，这些玉器种类丰富，基本没有使用的痕迹，等级较高，制作也很

精细。从其基本功用和性质来看，宗教色彩极为浓厚。它们既是当时统治阶层财

富、身份、地位的实物载体，也是巫师沟通神灵，祭祀天地、山川、祖先的媒介

与法物。

1、玉璋

璋是中国古代祭祀活动中重要的礼器之一，有祭天、拜日、祈年、祀山川、

兵符、馈赠等多种用途，也是社会等级与权力的象征。玉璋最早出现于山东龙山

文化早期或大汶口文化晚期，夏至商早期为其繁荣期，并伴随着二里头文化和商

文化的发达向陕北、四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福建、广州、香港、越南等地

扩散、传播。西周早期之后，玉璋走向衰落。玉璋传入到四川盆地后被发扬光大，

成为古蜀文化祭祀活动中最重要的器物。器形与制作都有极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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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星堆遗址已出土了大量玉璋，其中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一件玉

璋上在两座山的外侧各插立一个玉璋，说明玉璋的用途在当时祭祀中可能是作为

祭祀山川的礼器。二号坑中还有一件跪坐的小铜人像，双手执握刃部向上的玉璋，

也为我们显示出了当时玉璋的一种使用方法。目前在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璋数量已

达到200多件，比全国各地发现玉璋的总量（约140多件）都要多。金沙玉璋大

多色彩绚丽，形式多种多样，大小尺寸不等，雕琢细致精美。金沙玉璋阑部的齿

牙装饰繁简不一，齿突有的做出兽首形，有的做出梯形，有的做出台形，还有的

做出卷云形。玉璋的阑部还常装饰有多道细密的平行直线纹或曲线纹。有两件玉

璋的器身上还分别以阴刻和镂空的技法刻划出了人面形的图案。

这类小型玉璋刚才已在14号遗存中见到，其实它在祭祀场所内中出土较多，

形制基本相同。小型玉璋在夏商时期的三星堆遗址中也有发现，形制略为宽短些。

这种器型虽体量较小，但制作亦较精细，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明器，也有学者认

为它已不是实用礼器而是装饰品。从金沙遗址的情况看，可能仍是一种祭祀性用

品，只是与大型玉璋相比，它的象征意义更为明显。目在国内的其它区域都没有

发现过此类玉璋，因此它可能是川西地区青铜文化所特有。

2、玉琮

其形外方内圆，象征着“天圆地方”和“四面八方”的宇宙观；中有一孔

相通，传达“贯通天地”之深刻含义，是古代社会王权与神权相结合的政治、宗

教制度的体现。玉琮最早出现于5000-6000年的马家滨文化中，在5500--4500

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达到其鼎盛，成为良渚文化玉器中最主要的礼器之一。以后，

良渚文化逐渐向四周幅射与传播，在山东、山西、河北等地的龙山文化、安徽的

薛家岗文化、陕西延安芦山茆、甘肃皇娘娘台二地的齐家文化墓地、广东曲江石

峡、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江西新干大洋洲、滕州前掌大墓、益都苏埠屯墓、殷

墟妇好墓、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等地都有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是玉琮制作的全

盛时期，商周以后走向衰微，这与商周统治阶层重视青铜礼器有关。金沙遗址已

出土玉琮27件，是目前国内良渚文化以外区域出土玉琮最多的一处，说明玉琮

在金沙礼制系统中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

3、玉璧

古文献载璧 “圜形象天”，玉璧是先民“礼天”的重要法器。早在新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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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就出现于黄河中游地区，商周时期更是成为祭祀中的“六器”之首，在祭祀

活动中广为使用。金沙遗址祭祀区中已出土了200多件玉璧，充分说明它在祭祀

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受埋葬环境影响，玉璧多数色泽艳丽，形式上可以分出有领

与无领两种形式。

4、玉戈

“戈”是用以钩杀、横击、啄击敌方之格斗兵器，而玉戈则脱离其实战功

用，成为衬托王者威武神勇的仪仗用器，多用于祭祀或其他礼仪活动中。金沙遗

址出土玉戈形制多样，制作精细。

5、 玉钺、玉刀、玉矛、玉剑

“钺”之原型，当系古代生产工具，后逐渐演变并分离出来，由实用兵器

逐步嬗变为重要礼器。先秦时代的钺，既是宗教仪式法器，又是贵族政治与军事

权力的一种象征物。《尚书•牧誓》记武王讨伐商纣时，“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

麾”，周天子舞乐中有“执朱干玉戚以舞《大武》”，金沙遗址内出土的几件玉钺

制作精工，品级极高，深刻地表现出其使用者的地位与等级。玉刀、玉矛、玉剑

也是重要的仪仗用器。

6、玉斧、玉锛、玉凿

金沙遗址祭祀区还出土了大量玉质工具，如斧、锛、凿等，刃口打磨得非

常精细，基本上都没有使用过的痕迹，说明它们已经不是实用的工具，而是礼仪

化的工具。大量玉工具在祭祀活动中的使用，是全国其他遗址中少有的，因此富

有强烈的地方特色。

7、玉凹刃凿形器

这种被称为玉凹刃凿形器的器物，在祭祀区中出土较多。形状就像一个“鞋

耙子”。这类玉器大多选料讲究，多数表面色泽丰富，制作精美，也大多没有使

用过的痕迹，应不具有实用性，可能是从实用工具演变而来的特殊礼器。这种器

物最早出现于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三星堆遗址中也有少量出土，金

沙遗址发现数量较多，选料、制作都很讲究，说明在金沙时期可能已经成为祭祀

活动中的一种重要礼器。此类玉石器在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未曾出现

过，但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部、越南等地，即洪河上游交界一带的青铜文化遗

址中有少量发现。这说明古蜀王国与东南亚地区一带的古文化可能存在文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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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其实古籍中对成都平原在汉以前与东南亚一带的交往已有记载。据《史记.

西南夷列传》记载：“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

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可见，当

时巴蜀的商品已远销到孟加拉地区。又《水经注》卷37叶榆河条引《交州外域

记》记载了公元三世纪中期蜀王子征服交趾，称安阳王。虽然这二则文献记载的

时间较晚，但从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实物来分析，商周时期古蜀国和现

东南亚地区可能已有较为密切的往来。

8、玉海贝、玉神人像、玉椭圆形器

金沙玉器中有许多仿生形玉雕作品，或表现人物，或模拟动物与植物，虽

形体较小，但造型则多生动朴实。

这些玉海贝制作极其精巧。玉和贝在古代社会中都曾作为货币使用。玉在

古代被上层社会视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常加以收藏或作为馈赠的礼物，海贝是

生长于海洋沿岸的生物。海贝由于其形体较小，便于携带，所以在当时也常被当

着等价的媒介物，用于商品的交换之中，以后又逐渐成为财富的象征。

这一件非常小巧的玉神人面像，两面对称，为一神人头部的侧视形象。其

形象狰狞，长眉、三角形眼、鹰勾鼻、大嘴张开，露出三齿，头戴冠饰。该件神

人面像下端已经残断，推测可能还应有长颈，固定在某种器物上作为立体附件使

用。此神人面像的造型风格与三星堆二号器物坑铜神坛第三层山形座旁边的侧面

人头像几乎完全相同，与二号坑出土的大型铜兽面具特征也有相似之处。大型铜

兽面具是在兽面额头正中竖向铸出一个巨大而夸张的夔龙装饰，而这件玉神人面

像出土头顶装饰已残断，但从残存的羽状形装饰看，有可能也是一个夔龙装饰，

只不过是横向放置于神人头上。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神人面像与三星堆遗址诸多人

物造型体现出的一致性，实际上是明确地表现出了两个遗址间文化上的紧密继承

关系。

祭祀区中还发现了一些新的玉器，是目前中国古代玉器中的新产品。这种

椭圆形器已经出土四件，大小不同，形制相同。器身两面扁平，两端伸出一尖突。

其中一件出土时器身上粘附一大块铜器残块，是与铜器一起埋藏所致，其功用不

明。目前也有学者提出这类器物很像人的眼睛，可能是要镶嵌在青铜器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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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观点还缺乏学术上的支撑。

9、玉镯 28件

金沙遗址出土许多装饰类玉器，它们多与玉质礼器及金器、铜器等一起埋

藏，说明它们可能也是祭祀活动中的重要器物。我们可以看看，这种三千年前的

玉镯，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制作的精细程度看，与我们今天的使用的装饰品基本上

没有区别。

10、玉环、玉玦、玉箍形器

还有这些小的玉环，选料讲究，制作极为精细。环体多是扁平轻薄，小巧

纤细，推测不能使用，可能是以绶带或其他装饰物件所串连，作为佩玉中的一部

分来使用。这件玉玦是耳朵上的装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及中原有不少发现，但

在古蜀文化中却极少发现。

玉镯、环形器在辽宁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山东龙山文化和长江下游流

域的良渚文化诸遗址、墓葬等常有出土，且形制大体相似，是我国先秦时期一种

较为普遍的装饰类玉制品。三星堆二个祭祀坑中出土环形器不少，但都是有领环

形器的形式，没有玉镯式器物，金沙玉镯、玉环的大量发现，对研究当时的装饰

艺术具有一定价值。

11、绿松石珠、管饰、玉挂饰、球体形器

这些绿松石珠、管饰、它们形制较小，几乎都散落分布于金、铜、玉、石

器中，没有完整的组合形式。绿松石珠、管可能原来是作为串饰使用，绿松石片

可能是镶嵌于其他器物上作装饰之用。

12 、美石

在金沙祭祀区内埋藏着大量美石及玉料、磨石等，这几种器物多色泽丰富

艳丽。美石均为自然形态，不做加工。玉料常在器上残留有切割痕，或有明显的

剖裂面，或有细微打磨的痕迹。磨石多一面或两面有一光滑平整的台面，侧边则

保留原石的自然形态。经矿物学鉴定玉料及磨石材质基本为中、细粒致密的中、

基性斜长石，其硬度较透闪石稍高，因此有的可能是作为细磨或抛光玉器的工具

使用。特殊玉器打磨抛光精细，似乎已完成了玉器加工的所有工序。在发掘中，

发现以上几类器物多与金、铜、玉、石器、象牙和野猪獠牙、鹿角等放置在一起，

因此它们可能也应是用于祭祀活动的特殊物品，这可能也是金沙遗址祭祀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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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有的一种现象。充分体现了古蜀人把玉作为天地的洁净灵物，以之事神，天

人合一的自然思想，表明金沙人看重的是“玉”这种物质，而不是具体的玉器造

型。

（参考资料）上古之时，人们信奉万物有灵，玉即为灵物，是祀神、通神

的最好礼物。在原始宗教社会中，玉从石中分离出来，逐渐成为非实用性物质，

而成为具有强烈宗教意义的象征物品。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就已出现了“唯玉为礼”

的特征，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在良渚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玉礼器制度日益发展，

并上升到最高阶段。三代之时，尽管青铜礼器制度已日臻完善，以玉祭祀在社会

生活中却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左传》定公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

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我国最早的成

熟文字——甲骨文中也有用玉祭祀祖先、日月星辰、山川河神的记载。商周祭祀

的对象，在《周礼•春官•大宗伯》被概括为三个部分，即其中所说的：“大宗

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大宗伯》还说：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

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泽，以 辜祭四方百

物。” 由此可知，周代所谓的天神，并不单纯指皇天上帝，还包括日月星辰以及

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等神，而相应地，周代所谓的地示，除了社稷神外，还

有所谓的五祀、五岳、山、林、川、泽以及四方百物。[11]从现阶段发掘情况分

析，在金沙祭祀活动中玉器以瘗埋（沉玉）为主。《司巫》郑注：“瘗谓若祭地祗，

有埋牲玉者也。”《通典•吉礼四》曰：“其日，王服大裘，立于方丘东南，西面。

乃奏函钟为宫以下之乐，以致其神。讫，王又亲牵牲取血，并玉瘗之以求神。”

《典瑞》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瓒

以肆先王，以祼宾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赠宾客。”《大

宗伯》中有云：“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

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文献记载可能与金

沙祭祀活动内容并不一定相符，但金沙玉礼器巨大的数量，丰富的种类，显露出

金沙祭祀活动具有密集宽泛的内容，祭祀的对象更是丰富多彩。璧、琮、璋、圭

是用以沟通天地山川，礼拜四方神灵的典型代表，戈、钺、矛、剑、刀以及装饰

类玉器等作为瑞器代表了使用者的威仪与身份，斧、锛、凿及凹刃凿形器是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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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工具。由此可见金沙玉礼器组合是以祭器、瑞器为主，辅之以礼仪化的工具

和装饰品，其内容庞大，形式复杂，玉礼器是当时社会礼制的实物载体，其在祭

祀活动中的大量使用体现出金沙社会以神权为主导的原始宗教社会的特性。

第六组 其他类

1、 金器

黄金，华贵雍容，色泽优雅，从古至今受到人民的珍爱。早在相当于夏代

的时候中国的西北和北方地区就已出现了金环、金耳饰等黄金饰件，商代晚期在

西南地区开始出现了黄金的饰品。与西北和北方地区将金作为装点身体的饰件不

同的是，西南地区和中原地区当时主要是以黄金制成金箔片，然后再与其他器物

相结合，一般是包、贴于那些器物的表面。从金沙遗址发现的金器残片看，一部

分金器的背面都粘附有铜锈，三星堆的金面具有的也是直接包裹于青铜人头像

上，表明古蜀时期，在贵重的青铜器上又装点了更为稀少与珍贵的黄金，充分表

现出古蜀人对黄金的珍爱与推崇，说明黄金制品在古蜀文化中甚至是超过了青铜

器，具有极高、极优越的地位。这一点与此时期西北及北方地区仅以黄金做为装

饰品，中原地区以铜为重的价值观念完全不同。

这两件鱼纹金带大小相同，尺寸相等，纹饰相同，推测为组合在一起使用

的器物。两条金带的表面对称刻划着两条尾相对的鱼，强调了图案的对称性。鱼

的形象凶猛，形状奇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嘴前有像鸟一样的长喙，喙

前端上勾；二是眼睛呈梭形；三是鱼身无鳞甲，只刻划几道水波状短线。这条怪

鱼，与刻划在其它金器上的鱼的形象不同，甚至在今天，我们也未曾见过这种怪

鱼。有学者认为怪鱼实际上是鸟的喙部和鱼的组合，称之为“鸟首鱼纹金带”。

并认为古史文献中的“鱼凫”有可能是一种鸟首鱼身的动物，创造和使用这种图

案的古族可能包含两个分别以鸟和鱼为标志的氏族。另有学者认为是怪鱼的形状

及体征比较接近于今长江中的一种珍稀濒危动物——白鲟，白鲟最大者体长7

米，重达1吨，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体表光滑无鳞，性情凶猛，因其吻部特

别长，俗称“象鼻鱼”，因而称之为“双鲟金带”。进而认为鱼纹金带在祭祀活动

中有镇压水怪的作用，是一种祭祀法器。

这些鱼形金箔整体像一片柳叶，头端有一孔，正面錾刻有叶脉纹，有学者

认为可能是鱼刺纹，图案不对称。鱼形金箔为整体锤揲成形，成形时应垫有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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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用切割技术修剪边缘。这种器物曾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有不少发现，它们都

是做挂饰来使用的。体现出古蜀人对鱼的崇拜，也说明了鱼在古蜀人的生活中居

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古文献中有几条关于硬蜀与鱼关系的记载，可做参考：《山

海经•大荒西经》：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此来，天乃大水

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华阳国志•蜀志》：鱼凫王田于湔

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蜀王本纪》：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

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去。

这几件金箔的外形基本一致，可能有相应的成形模具。从总体造型和细部

特征看，金箔的外形为很像是青蛙或蟾蜍，因此，将其定名为蛙形金箔。在三星

堆遗址中曾发现了一件圆雕的石蟾蜍，是一件写实作品。实际上，蛙纹图案在公

元前3000多年的仰韶文化的彩陶上就已有大量发现，从东到河南，西至甘青的

广大地区都有数量众多的蛙纹彩陶出土。远古先民为什么会对青蛙或蟾蜍如此崇

拜呢？学者们对大量的实物资料和民间传说进行了研究，认为主要基于以下三

点：（1）蛙的肚腹浑圆，极似孕妇的腹部形态；蛙产子繁多，有很强的繁殖能力，

因此，蛙是生殖崇拜的象征。陕西姜寨遗址出土的鱼蛙纹彩陶纹样，形象地反映

了当时举行“鱼蛙祭”以祈求生殖繁盛的习俗。在广西左江的岩画上也有生殖崇

拜的蛙祭舞蹈图像。（2）蛙对天气的变化非常敏感，通过蛙鸣声音的变化可以预

知雷雨是否即将来临，天气是否大旱等。这无疑引起了先民的想象，认为天气的

变化是因蛙叫而引起的，进而对蛙产生了崇拜。祭蛙求雨是一种较为古老的祭祀

习俗。有学者指出，早“在甲骨文中即见有祀虾蟆以求雨之记载”。这一习俗在

汉代仍十分盛行，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卷十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述。直到今

天，居住在广西红水河上游地区的壮族还有一盛大传统节日----祈雨的蛙婆节。

（3）月亮的盈亏圆缺，这一自然规律在古人们看来，就如同蛙（蟾蜍）的肚腹

可以膨大缩小一样，于是，他们认为月亮中有一只神蛙（蟾蜍），是由于神蛙肚

腹的伸缩而引起了月亮盈亏的变化。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很多关于月中有蟾蜍的记

载，如《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骏乌，而月中有蟾蜍”。这种观念在汉代已

经非常普及，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帛画上，作为东方的太阳内有三足乌，

作为西方的月亮内有口吐云气的蟾蜍。类似的题材还广泛见于汉代的壁画及画像

石上。可以推测，月中有蟾蜍的观念的萌生和出现应大大早于秦汉时期。金沙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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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的蛙形金箔和三星堆遗址的石蟾蜍的功用或许就在于此，反映了古蜀人的宗教

哲学思想：生殖崇拜、祭蛙求雨、月亮崇拜。

这种圆形金箔体量极小，因有圆孔，推测也是要悬挂或附著在其他器物上

使用。

这件喇叭形金器在出土时与一件完全锈蚀的铜器粘连在一起，很可能是装

饰在某种铜器上。

金沙遗址还出土了一件喇叭形铜器，形制大小与喇叭形金器基本一致，并

且在顶部都有一小孔。在三星堆二号坑中出土了一种喇叭形铜铃，其体量只有金

沙遗址喇叭形金器的一半。喇叭形金器究竟是铜器上的附件，还是一件与铜铃相

当的金铃，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金盒整体锤揲成形，成形时应垫有相应的模具，器表作过抛光处理。该件

器物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一件金质类容器。它的出土对于认识先秦时期古蜀金

属工艺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金三角形器这件金器在国内还没发现过，也没有发现过与此器型相同的其

它材质的器物，其功用不清。但从形制特征看，三角形金器应是包裹、镶贴在某

种器物之上。

金几字形器器呈“几”字形，外缘不规整，有内卷痕迹，器身附有铜锈。

整器作抛光处理。此器为先秦金器品种中的新形制，尚无可与之对比的相同材料。

从器身保留的铜锈推测该器应包裹于青铜器上使用。

2、 铜器

在先秦典籍中，被称为“金”的东西，大都并不指黄金，而是指铜这种物

质。铜与黄金、白银一样，在古代都是来之不易的稀有之物。其用途也非为寻常，

多用于“国之大事”即制造战争武器与制作宗教礼器。金沙遗址现已出土青铜器

1300余件，大多为小型器物，现在还没有发现完整的大型器物。金沙铜器从种

类与造型上明显体现出是在三星堆铜器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

（1）立体青铜饰件组（铜眼睛器、铜鸟、铜牛首、铜龙形器、铜虎、铜兽

头、铜镆头形饰件、铜螺形器、铜喇叭形器、铜蝉形器、铜桃形板）

铜眼睛器：“眼睛”是古蜀人特别崇拜的对象。神话传说蜀人祖神烛龙之双

眼可支配人间明晦，而蜀人始祖蚕丛的形象特征是“其目纵”，古文字中“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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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造型亦特别突出眼睛意象，三星堆更出土了大量铜眼形器等。金沙遗址铜眼形

器出土，是古蜀文化自身文脉传承之明证。其中勾状眼形器造型既是大眼，亦似

钩喙翘冠的鸟形象。镂空的眼睛形器更具有神秘诡异的宗教色彩。对眼睛的神化，

实际上是古人内心期望的延伸与扩张，表达了其渴望认识宇宙的崇高精神。古蜀

文明的“眼睛崇拜”现象，是中国考古独一无二的发现，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铜鸟： 鸟的造型在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中最为常见。三星堆

一、二号坑中发现了许多铜立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尤其引人注目的那

棵通天神树上站立着的九只青铜立鸟。金沙遗址铜立鸟的造型与三星堆神树上的

铜鸟大体相类似。金沙遗址里还出土了“太阳神鸟”金饰，其上刻划了四只围绕

太阳飞翔的神鸟，一件带柄铜璧形器的两面也铸有三只展翅欲飞的神鸟。在中国

古代，鸟一直被视为吉祥的化身，它负载着人类的美好希望，成为沟通天地间的

使者。这两个遗址出土的众多鸟类文物，充分说明了鸟崇拜在古蜀人的信仰中占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传说是古蜀人祖先的柏灌、鱼凫都是以鸟来命名的，其中还

有一个叫杜宇的王在死后化为了杜鹃鸟。在古文献中还有周成王大会诸侯时，蜀

王向周王朝进贡了一只花纹美丽的鸟的记载，可见古蜀人还把鸟作为进贡和交往

的信使。这些美丽的神话传说与故事表现了古蜀人与鸟的亲密关系，充分说明鸟

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些铜牛首栩栩如生，富有极强的装饰性。此类牛首常出现于商代至西周

之际大型青铜容器肩部或作为提梁卣两侧的装饰，商周时期成都平原最为流行的

大型青铜容器是尊和罍，我们推测该牛首即是铜尊或铜罍肩上的立体附件。金沙

遗址目前尚未发现完整的大型青铜礼器，但大量青铜礼器附件的出土，预示着金

沙遗址一定有大型青铜礼器的存在。

这件龙首形器，圆眼、张口露齿，造型简练，形象细腻而又夸张，不同于

其他地方所出的龙形装饰，具有较强的地方特点。这种器物平面呈弧形，推测可

能是镶嵌于某种柱状器上面的饰件。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最古老、最受追捧

的一种神异动物。具有神力而又变化无常的龙，向上可达于天，向下可入于水,

其造型是一个多种动物形象的复合体，并逐渐成为神灵与权威的代表，以后又成

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恒古不变的艺术主题，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但不同的区域文

化中信仰龙的意识及有关它的艺术创作形式又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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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铜虎巨头、张口露齿、昂首怒目、双耳竖立、长尾上翘，两脚呈行进

状。铜虎的表面凸起为高浮雕，中间留有凹槽，背面中部有两个小环形钮。从器

身背面的环钮看，此器系悬挂或固定于某处上使用。此器造型与1995年四川广

汉三星堆遗址鸭子河出土的一件铜虎造型基本相同，只是后者要大一些。金沙遗

址的铜虎在出土时周围有一些绿松石片，因此推测它可能与三星堆铜虎一样，也

是在器身凹槽上镶嵌绿松石片作为装饰。两者完全相同的造型与装饰风格应是古

蜀人自身文脉传承的具体表现。

铜螺形器：整个器物呈逆时针方向盘旋而呈螺壳形，中间凸起。盘曲的最

外端呈尖突状，因盘旋而形成一道凹弦纹。由于凸面是暴露在外面，因此在制作

时进行了抛光处理，表面虽粘附有一些铜锈，但仍显得十分光洁，而另一面却较

为粗糙，还留有制作时的残留物。螺形器器壁较簿，似不可能单独使用，极有可

能是某种较大器物上的装饰物。此类器物在金沙遗址中有多件出土，在其他遗址

内则极其少见，目前仅河南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斗笠状白陶器和三星堆遗址仁胜

村墓葬中出土的“蜗旋状器”与之有某些相似性，但又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它

是金沙遗址的一种特别器物。

铜獏头形饰件的兽头奇特乖巧，头上立有一对大圆耳，很像一种被称为

“獏”的动物形象。颈后连一根横梁，梁后部残断；颈下还有一环，环上再套着

一环形钮，钮下残断。这类獏形饰件通常装饰于公元前800年前后中原地区重要

的青铜礼器--提梁卣的提梁两侧。经过测试，这件器物的合金成分和铅同位素数

据与中原西周早期阶段出土的铜礼器一致，这就表明金沙遗址中可能有直接来源

于中原的铜礼器。虽然目前金沙遗址内还没有发现一件完整的大型青铜器，但从

这个饰件的出土，可以看出金沙遗址内一定有此类器物存在。

这件铜喇叭形器的外表面做了抛光打磨处理，内壁却非常粗糙，还残留有

少许朱砂。金喇叭形器也是这样，器表作了抛光处理，内壁与一件完全锈蚀的铜

器粘连在一起。这说明铜喇叭形器的外表是显现在外，而内壁是看不见的，很有

可能是某种大型铜器上的附件。

铜璧、铜方孔形器

这两种器物在金沙铜器中出土数量最多。铜有领璧形器在金沙遗址和三星

堆遗址都有大量出土，出土的地点都在祭祀场所，形制与有领玉璧相近，它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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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可能与有领玉璧一样是一种祭祀用的礼器。铜有领璧形器目前在国内其他区域

尚未发现，可以说这也是古蜀文化中非常具有时代性和地方性的一类器物。

这件带柄铜璧区别于其它铜璧的地方就是环面较宽，环缘外突起了一个短

柄，制作精细。器物环面近边缘处有两道同心弦纹，在弦纹与孔壁间刻划出三只

形状相同，首尾相接的鸟纹图案，鸟颈前伸，翅膀展开，腿向后伸，表现的是鸟

正展翅飞翔的状态。经过观察这三只鸟纹是在器物铸造完成之后刻划上去的，线

纹曲线十分优美、流畅。突出的短小柄部可能是插入某个基座上的榫头，这样璧

形器两面的纹饰都能被看到。有人认为，这件铜璧形器中间的圆孔象征太阳，再

加上环面上的三只鸟，构成了“三鸟绕日”图案，这与太阳神鸟金箔上的“四鸟

绕日”图案相类似，反映了金沙人对太阳与鸟的崇拜。对太阳和鸟的崇拜与信仰

在三星堆文化中也表现得非常突出与强烈。

方孔形铜器中间方孔凸起的一面制作较规整，另一面则十分粗糙，方孔边

缘凸凹不平。这类器物由于没有开出刃口，不可能是实用的兵器和工具，应是附

着在其它器物之上的附件或者为单独使用的饰件，使用时凸起的一面为正面。三

星堆两个祭祀坑中也出土了很多这种方孔形器，而国内其他区域尚未发现类似的

铜器。这类器物由于都是出土在与祭祀有关的场所，推测可能还是属于礼仪性用

器。

（1） 铜戈、铜锥形器、铜璋、铜钺

铜戈是商周时期最常用的兵器，但这件铜戈没有锋利的刃部，刃口也无使

用痕迹，加之器型较小，不具有兵器的实用功能，而是专用在祭祀或其他宗教礼

仪活动中的礼仪用器。有学者更明确地把这种戈称为“舞戈”，认为它是祭祀仪

式中舞蹈时使用的道具。这种锯齿形青铜戈目前还只见于金沙遗址和三星堆中，

应是古蜀文化的特色铜器之一。

铜璋、铜钺形制较小，应是象征性物品，作为明器使用。

（2） 铜铃、铜挂饰

金沙遗址出土的铜铃大多形制简单，中间多无铃舌，两侧有的有翼，有的

无翼，体型都较小，保留了较多的铜铃早期特征。这种形制的铜铃最早出现于河

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三星堆二号坑也出土了43件铜铃，很多铸造精细，有的

还有复杂的纹样，不过在形制上与金沙遗址的有较大差异。铜铃的铸造是由两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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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浑铸而成，在器物两侧可清楚的看到一道铸造披缝。中原地区出土的铜铃在铸

造时，浇口一般都在两翼处，因此推测金沙铜铃的铸造方法可能与之相似。关于

铜铃的使用方法，在三星堆二号坑中出土的铃挂架上显得一清二楚，就是将铜铃

悬挂在铃架的中央，周边的架圈上悬挂三件或四件形制相同的挂饰。金沙遗址铜

铃的使用方法当与三星堆的相同。金沙遗址出土了许多小型的铜挂饰，形式多种

多样。有的呈圆形，有的呈圆角方形，有的呈多边形。装饰上有的在圆周边缘伸

出几个齿状饰，有的在器体两侧做出突起或长方形的双翼，有的则在表面留出几

道扇贝样的凹槽。

三星堆二号坑中出土了100余各类挂饰，它的使用方法是：将挂饰悬挂在

铃架架圈的挂钮（或挂环）上，每个铃挂架上悬挂三件或四件形制相同的挂饰，

在铃架的中央还悬挂一件铜铃。铃挂架的提梁顶上还有一环钮，应是供悬挂之用，

有人认为铃挂架是挂在青铜神树的树枝上。那么，这些铜挂饰就是青铜神树上的

挂件之一。金沙遗址的铜挂饰的使用方法当与三星堆的相同，虽然金沙遗址目前

还没有发现铃挂架和青铜神树，但数量众多、形式各异的铜挂饰的出土，说明金

沙遗址中极可能也有像三星堆那样的大型青铜神树或相类的东西存在。

3、石跪人像、石虎、石蛇、石鳖、石璋、石钺

石器由于它来源广泛，便于就地取材，从原始时代始就被人们广为使用的。

金沙遗址发现了1000余件石器。品种主要有璋、璧、钺、斧、锛、凿、跪坐人

像、虎、蛇、龟等。这些器物大多已不具有实用性，而与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

尤其是跪坐人像和动物形石刻圆雕作品，造型优美，栩栩如生，是中国目前发现

时代较早、制作最精的石雕艺术品。

石跪坐人像是金沙遗址最有特色的文物之一，目前已出土12尊，造型大致

相似。表现的基本都是被捆绑的男性的裸体跪像。脸形方正瘦削，颧骨高凸，鼻

梁高直，大鼻头，大嘴巴涂有硃砂，耳朵上有穿孔，双手被绳索反绑在身后，双

腿弯曲，双膝跪地，臀部坐于脚后跟上。发式奇特，头顶的头发从中间向左右分

开，两侧修剪得极短并微微上翘，脑后的头发又被梳成两股长长的辫子，直垂腰

间。人物形象丰满而传神，面部表情作惊恐状。石人大多雕刻细腻，有的头顶的

发丝清晰还可见，眼睛的眼珠和瞳孔都精心雕刻。

石跪坐人像的用途：在中原地区，商王朝和西周王朝的国王和高级贵族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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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祭祀活动中都要用活人祭祀，通常将这种把人像牛羊猪狗等牲畜那样作为

供奉给神灵的祭品称为人牲。据胡厚宣先生统计，在商代甲骨文中有明确记载的

人牲数量就近15000人，实际上，商代用于祭祀活动的人牲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

量。金沙石跪坐人像都出土于该遗址的祭祀活动区内，有的与石蛇一起埋藏，有

的与石蛇、石虎、石璧等有规律地摆放在一起，这一切迹象说明石跪坐人像是特

殊的祭祀用品。与中原殷商王朝祭祀活动中大量杀殉活人的方式相比较，金沙遗

址大量出现的是用石雕人像代替活人祭祀的现象，在这一点上，似乎偏于西南一

隅的古蜀国祭祀方式可能较中原地区显得更为开明和进步。

雕刻工艺：金沙石跪坐人像的雕刻手法，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丰满而传神，

在雕刻技艺上简练而娴熟。人像是以头顶发际、眉弓、鼻梁、双腿之间为构图的

中轴线，这样使整个石雕显得匀称；人物面部肌肉凹凸明显，增强了立体感。人

物充满了感情色彩，他们的个性和丰富的内心世界从五官的不同处理中反映出来

的，面部表情非常丰富，或悲恸、或惊恐、或平静、或苦涩、或茫然。人物眼睛

多用彩绘形式描绘，个别的也用刻划的手段，有的是两者相结合。耳垂上都有穿

孔，顶发中分，脑后的发辫以细线刻划，绳子上凿出凹槽以表现绞索状。人像身

躯刻划简略概括，省略了肌肉骨骼的细部，但肩膀、双臂、双腿、臀部转折圆润

光滑，无明显的块面感，充分显示出人物体魄的健壮和饱满。人像雕刻的重点是

细腻刻划头顶上奇异的发式、脑后的发辫、绑手的绳索；渲染的是人像的跪姿及

被反缚着的双手，其目的在于要交待这个特殊人物的身份与地位。

疑问：石跪坐人像怪异的发式，以及被反绑的双手，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极

大的兴趣。他们来自何处？他们的族属是什么？他们的用途何在？有学者认为石

跪人是氐羌人的形象，它的形体“正面看上去很象甲骨文的羌字。”另有学者认

为金沙遗址中石跪人与石蛇一起埋藏，让人联想到“蜀”字，古文字中的“蜀”

字就像一个大眼的立人和一个虫形动物构成，从此推测金沙王国就是四川古史传

说中的蜀国。也有的学者根据古文献记载认为这种跪坐人像是为求雨而献身的巫

师形象。还有的人认为金沙跪坐石人头顶的发式和背后的发辫，还有那被紧紧捆

住的双手，跪坐的姿态与三星堆青铜立人、跪人、金沙青铜立人大相径庭，并从

石跪人面部呈现出的深切地悲哀和无奈的表情以及他们那怪异的发式与手势推

测极可能表现的是战争的俘虏或奴隶的形象。金沙这批造型相近，雕刻手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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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跪坐人像的出现，说明当时金沙社会的组织结构中可能已经有专门的机构、

专门的人员在大批量的生产这种专门用于古国祭祀活动的特殊产品。

石虎：金沙已发现的立体圆雕的石虎共10件，均被塑造成伏卧状，虎直颈

昂首，前肢前伸，后肢向前弯曲卧于地上，虎口大张，虎口内、眼睛、耳部、胡

须上都涂有鲜艳的朱砂。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引《世本》记：“巴

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覃氏、相氏、郑氏……巴氏子务相……是为

廪君……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因此过去研

究巴蜀历史的学者们常把虎与巴人联系起来，认为巴人崇虎，虎可能是巴人的图

腾。此外，在其他一些史书上还记载着当时西南地区的“賓人”“夷人”等也是

崇虎的部族。从考古发现看，在三星堆遗址里不仅出土有石虎，还发现了金虎和

铜虎，金沙遗址也出土有铜虎、漆虎和石虎；在此后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出

土的铜器上铸有大量的虎纹图案。由此看来，虎的崇拜不仅仅是巴人所特有的习

俗，实际上，“森林之王”很可能是远古先民的共同崇拜物。有趣的是，金沙发

现的石虎尾部都有一个圆孔，有的孔内还留下涂抹过胶状物质的痕迹，有的孔中

还有木头腐朽的痕迹，这就说明石虎臀部的小圆孔不是肛门，而是用来粘接东西

的，在祭祀区一个礼仪性堆积（刚才看到的19号遗存）中发现了石跪坐人、石

虎、石蛇、石璧和几件弯曲的石器埋藏在一起的情况。这几件弯曲的石器的外形

像一个长长的逗号，一端较细，内卷，另一端要粗一些，有一圆孔，圆孔的大小

与石虎臀部的圆孔相当，其中一件器物的圆孔中还残存一些木屑和胶状物质。经

分析研究，考古工作者认为这就是虎尾。虎尾的粘接方法是：在像木头一类的榫

头上涂上粘接剂，一端插入虎尾根部的圆孔中，另一端插入石虎臀部的圆孔中。

那为什么虎身和虎尾要分开制作呢？这可能是因为虎尾较细长，在雕琢时容易发

生断裂，如果与虎身一起雕琢，既费工又费料。这让我们不得不叹服金沙人的聪

明智慧与创造力。实际上，金沙遗址出土的每只石虎的臀部都留有一个圆孔，很

可能每只石虎臀部处都粘接有向上内卷的虎尾。

祭祀区还发现了一些石蛇。这件石蛇呈盘曲状，其身中部一条凸起的脊棱从头至

尾，曲绕的蛇身还组成两个椭圆。蛇头呈三角形，微昂。眼睛圆睁，蛇芯上卷至

头顶。扁形嘴部大张，内涂鲜艳的朱砂。头部上再以红黑两种色彩勾勒出的眼睛，

中间眼仁部分间之以白色颜料，蛇后颚亦用朱砂对称的画出两道翻卷至头顶的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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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整个五官被渲染得层次分明，栩栩如生。这类造型的蛇线条流畅圆润，构图

简练，整体形象富有立体感和强烈的动感。

（参考资料）以往的考古资料中在陶器、铜器上见到蛇的形象较多。

1978-1980年考古学家们在山西襄汾陶寺新石器时代晚期墓地中，发现了距今约

5000年前的一件彩绘陶盘，其内壁上精心地用红、黑两色绘出一条蟠龙的图案，

它的口中长满利齿，身躯上自中脊两侧遍体覆盖朱墨相间的大片鳞甲，环曲蟠蜷

的身体，构成神秘而庄严的氛围。该图案实际上绘的是一蛇首蛇躯，口中吐信的

动物，应为龙山文化时期蛇的写实作品。在河南驻马店杨庄出土的二里头时期的

陶鼎残片上，“鼎的腰部饰一条绕鼎一周的陶蛇，蛇身由一根泥条盘成，蛇首贴

住蛇尾”。蛇纹在偃师二里头二、三、四期的陶器中也较为流行，多为S形，头

作扁圆状，双目竖立，身躯卷曲的造型。商周两代陶器上仍有蛇纹出现，同时在

青铜器上蛇纹也成为一种常见的装饰纹样。在殷墟二期铜器上蛇纹有时被设计成

盖纽或提梁，有时又出现在鸟的双翅上，作蟠卷状。殷墟晚期至西周初期的铜器

上见有独体的蛇，双眼突出，身躯粗壮，中部向下弯折，身上有鳞，尾上卷，每

一条蛇就组成一个纹饰单元，以数个头尾相接横向组成带头纹饰。在三星堆二号

坑中亦出土10件铜蛇形器，蛇形器身躯大多呈S形，为蟠曲状，头微上昂，头

上有耳、长眼，眼球呈圆形凸起，尾上卷，蛇身上还装饰有菱形云纹、羽翅纹、

卷云纹，有的腹部还饰有鳞甲。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之时在青铜器上出现两条

或两条以上的蛇，相互蟠绕构成一个纹饰单元，再重复出现，布满器表的蟠虺纹。

最常见的蟠虺纹图案通常是由两条小蛇按斜角方向纠结成双8字形，又有一条小

蛇按另一斜角自弯成S形（或两条小蛇以尾相连构成S形），被叠压于双8字形

下。战国早期还有由一条小蛇自身弯曲成S形，并且向上下左右延展重复出现，

密布于器物表面的纹饰，通常也被称为蟠虺纹。在安徽巢湖大城墩西周墓地M1

中发现一件陶蛇，摆放在死者身旁，造型逼真，但身躯不全。石质雕刻的蛇考古

材料中少有发现，殷墟出土大量石雕动物形象，独不见蛇的造型。

广汉三星堆遗址中至今也仅见这一件石蛇形器，金沙遗址祭祀区里出土的

10余件石雕蛇应是目前我们见到的数量最多，雕刻最精美的圆雕石蛇的形象。

古史中早有“巴蛇吞象”的传说，说明四川地区由于气候的湿润，可能常有巨蛇

出没。在中国最早的神话传说《山海经》里，蛇的形象则常与“神”、“神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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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结合在一起。如作为远古神人代表的女娲伏羲以及“盘古”、“共工”、“共工

之臣”等都是“人首蛇身”的形象。《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记“女娲，

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帝王世纪》“燧人之世，……生伏

羲……人首蛇身”。《山海经》中甚至还有“烛龙”、“烛阴”的怪异形象。《大荒

北经》记“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是谓

烛龙。”《海外北经》记“钟山之神，名曰烛阴，……其为物，人面蛇身而赤色。”

这些记载都说明蛇同神、人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

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认为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的形象，就是

蛇加上其他各种动物而形成的，它是以蛇身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

毛、鬣的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则进一步

认为这些所谓的“其神皆人面蛇身”，实即指这些众多的远古氏族的图腾、符号

和标志，众多的龙蛇可能意味着以蛇图腾为主的远古华夏氏族、部落不断战胜、

融合其他氏族部落，即蛇图腾不断合并其他图腾逐渐演变而为龙。因此蛇的形象

其实是与龙的崇拜紧密相连的。

《山海经•海外西经》记“开明西有凤皇、鸾鸟、皆戴蛇、践蛇、膺有赤

蛇，”还记有“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堡山，群巫所

从上下也。”说明蛇在古代祭祀活动中可能起着较重要的作用。远古时期人民的

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在同大自然较量的过程中，常常被各种凶禽猛兽所威胁。《韩

非子•五蠹》中曾记叙“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表

明常常毒伤人类的蛇在当时可能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神秘与邪恶之物，为人所畏

惧。或许《山海经》中的这些神就是当时的巫师，他们正是借助人们对蛇的崇拜

与畏惧，操蛇玩蛇从而成为时人心目中的英雄——神。于是蛇便成为巫师的工具，

神的助手，作为原始宗教巫术活动中的重要道具之一，在祭祀活动中，为巫师所

利用，以达到震撼和掌控人心的效果。金沙石蛇出土时有的和石虎、石人、石璧

伴存，有的只是石蛇和石人伴出，说明石蛇可能是古蜀国巫术活动中的重要物品，

在宗教祭祀活动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这件石鳖造型稚朴简洁，形象逼真生动，具有较为强烈的写意色彩。乌龟

乃长生之物，是中国古代人民敬畏的一种动物。在远古时代，原始先民就已经将

乌龟作为渴望长寿、寄托美好愿望的图腾崇拜。民间甚至还有乌龟是龙的儿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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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龟蛇崇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信仰之一。在古人心目中如同神灵般圣

洁的乌龟，后来逐渐成为巫觋手中重要的巫术工具，作为卜问吉凶祸福的灵物。

巫师通过在龟甲上钻孔，然后进行烧灼，再根据另一面的裂纹（兆）判断卜问事

情的吉凶。

这里还有一些石璋。这类石璋在金沙遗址祭祀区中出土较多，大多制作得

较为粗糙，器表绝大部分都还保留着自然断面、切割面和打击时留下的疤痕，即

使是磨制过的地方，也仅仅是粗磨。石璋的刃部均无使用痕迹，有的在阑饰的阴

线纹中还涂有硃砂，看来，这类石璋不是半成品，而是直接用于祭祀活动中的祭

祀用品。从目前发掘情况看，这种石璋主要是在金沙遗址第一阶段的祭祀活动中

使用，这时正是三星堆遗址的繁盛阶段。以后随着三星堆的衰落与消亡，金沙遗

址的兴旺与崛起，石璋逐渐为选料精良，制作精美的玉璋等所取代。

这件石钺造型明快简洁，花纹装饰清新朴实。这件石钺与1980年2月四川

彭县竹瓦街西周窖藏内所出的14号青铜钺形制如出一辙，只是装饰花纹各不相

同。与这种形制相类似的器物曾经在陕西城固地区铜器群中也有出土。很显然，

这件石钺是仿铜钺制作的。

4、卜甲

在祭祀区的西部出土了19片卜甲。其中最大的一件卜甲长46.4厘米，是

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卜甲之一。龟甲上面布满钻、凿和烧灼的痕迹，这是古蜀

人在龟甲一面先挖或钻出不透的孔，然后用火烧灼此处，另一面（正面）就会产

生裂纹（兆），根据裂纹判断要卜问事情的吉凶，中国中原地区的商和西周时期

都盛行这一习俗，并刻字记录，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甲骨文”。可惜金沙的甲

骨上没有刻文字，在三星堆也仅仅发现寥寥几个符号，也没有发现文字。商、西

周时期的古蜀国果真没有文字吗？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材料来证明，不过，像

三星堆、金沙这样高度发达的文明而没有文字，的确是难以理解的。

（第三厅结尾参考资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三星堆祭祀坑中所出器

物已表明三星堆文化所代表的古蜀族已有较高层次的原始宗教存在了。祭祀坑中

的器物表现出当时的人们可能是以燔燎、瘗埋、血祭和悬祭等方式组成合祭来祭

祀天地、山川、迎神驱鬼和迎敌祭祀等，更有一些祭司、巫师之属的铜立人和铜

人像。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曾谈到：“原始的全民性的巫术礼仪变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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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统治者所垄断的社会统治的等级法规，原始社会末期的专职巫师变为统治者阶

级的宗教政治宰辅。”掌握龟筮以进行占卜的僧侣中的“一部分实际成了掌管国

事的政权操纵者”，宗教本身已经成为统治集团巩固其政权的有效和日常的手段。

金沙遗址大量礼仪用器集中的埋藏，频繁的出现，表明宗教祭祀活动在当时社会

的政治生活中占用十分突出的地位，祭祀用品具有浓厚的巫觋因素特征，它们显

然缺乏商周青铜礼器那种强烈的王权意识和地位分层的象征性，而较为突出的表

现出 “沟通人神”的原始宗教巫术文化的特点。原始宗教理念在思想领域中占

据着极重要的地位，神教与礼教掌控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巫成为控制社会的主要

人物，也是氏族的王和首领，是具有超自然神奇力量的人物，这从站立于高处的

青铜立人像可见。各种质地、数量巨大的礼器与其他当时社会的稀有宝贵的器物，

如象牙等一起既作为献予神灵的重要礼物，也是巫觋贯通天地神灵的媒介和工

具。品类繁多、工艺精湛的金沙文物，不仅反映出金沙文明在诸多领域所取得的

技术成就，同时也向世人展示出金沙先民关于族群的历史记忆、独特的生存意象

及其瑰丽奇幻的精神世界之一域。

第四厅 《千年绝唱》

此厅所呈现的展品，堪称金沙文物中最富历史、文物和艺术价值，且最具

神秘意味的秘宝重器。它们携带着远古文明的密码，存储着天地宇宙的信息，承

载着先民虔诚的信念和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凝聚着文明时代的神髓精气。向世人

展示出金沙先民关于族群的历史记忆，独特的生存意象及其瑰丽奇幻的精神世

界。

（上台后左边第一组展柜）

我们在这是看到的是几件精美的玉戈。这件白玉戈玉质润泽晶莹，制作细

致讲究。器身中部都有略微突起的中脊，上下出边刃，在前端锋刃与边刃相接处

各有一尖突。在近柄端的两面都有长方形方框，框内又刻划交叉菱形纹。其造型

与商后期的妇好墓、甘肃庆阳的晚商玉戈、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广汉三星堆一

号祭祀坑出土的几件玉戈形制和纹饰都非常相近。这应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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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说明当时的成都平原与中原地区已有着密切地往来。这两件玉戈则是形体厚

重、宽大，显得气宇不凡。而玉器上的沁色也非常丰富。

刚才我们已了解到玉璋的一些用途，知道玉璋在古代是一种祭天、拜日、

祈年等活动中使用的极为重要的礼器，还是权力和尊贵社会地位的象征。这件玉

质温润的玉璋阑部（柄与身交接处）的装饰极为复杂，横视则为一卧伏状的动物

形象：主阑为凸起的阔嘴兽首；阑间两侧各有两组齿突，构成兽身；附阑呈台阶

状，构成兽尾。在器物两侧对称雕刻出的这对立体蹲兽，好似在互相对峙，形象

生动，制作精细，器表打磨得极为光滑，复杂的阑部装饰显示出极高的玉器制作

工艺。这件器物制作精美，工艺技术相当高超。

这件玉璋的形状为平行四边形。过去这种平行四边形的玉璋在三星堆二号

坑中也有出土，被称为边璋，只是刻划的图案不同。这件器物两面分别用极浅的

线条刻划出了两组对称的图案，每组图案由一跪坐人像、两道云雷纹、四条平行

线纹构成。人像头戴高冠，高鼻、立眼、阔口、方耳、方颐，身着长袍，双膝着

地，左手持握肩扛器物。人像头部与三星堆遗址的青铜人头像极为相似。人像肩

扛之物应是一根完整的象牙。肩扛象牙人像图案的发现，清楚地向人们展示了金

沙遗址的巫师们肩扛着象牙进行祭祀活动的一个场景，为我们记录下来了象牙在

祭祀中的使用方法，所以非常重要。

（左上第二组展柜）

钺是先秦社会中象征君王政治军事权力，体现威武的仪礼性用器。金沙遗

址内出土的几件玉钺制作精工，品级极高，深刻地表现出其使用者的地位与等级。

这件玉钺其外形似璧，中有一圆孔，两侧出牙饰，刃部双面磨制呈连弧形，

这类钺也有时被称为璧戚。这件玉璧戚形态别致，相似的器形见于中原地区的二

里头文化。商周时期这类器形态渐向瘦长发展，制作也变得较为简单，连弧形四

段式刃的作法在商代后期就已消失。此件玉器的制作年代很可能早到夏代，或许

就是二里头文化的制品流传至金沙。从考古资料看，这种器类发现相当少，已发

现的几例都出于墓葬中，墓主人身份、地位较高，一般选材精良，做工精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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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具有军事权力的象征意义。金沙遗址目前所发现的众多玉器中也只有一例，同

时这也是四川地区的首次发现，可见此类器物的稀有和尊贵。

兽面纹玉钺在器物的两面雕琢有对称的上下两部分纹饰。上部纹饰以兽面

纹为主，兽面纹由呈倒八字形的双角，外卷的尖耳，八字形的双眼组成，兽口中

露出三组对称的利齿。兽面纹的外侧装饰变形夔纹，兽面纹下方有两条平行直弦

纹。下部纹饰装饰在器身的两侧，由五组对称的卷云纹组成。该件器物的纹饰刻

划手法多样，充分反映出当时的玉工已能利用娴熟的技巧，创造出舒展、繁复的

纹饰。两部分的纹饰线条均以双勾阴线纹为主。兽面纹的双眼、鼻尖、下颌、嘴

部用双阴线勾勒，其眼部纹饰刻划线条中有“毛刀”（阴线反复琢刻，形成多道

细如毫发的细线）现象。这种双勾阴线纹是商代后期玉器上普遍出现的线纹。此

器在其兽面纹的四周还采用了减地的方法，即把阴线以外的地子磨减下去，这样

就使双阴线部分高出一些，从而形成浅浮雕的效果。从材质来看，该件器物的玉

材来自四川盆地西部山区，应为本地制作。但其上的兽面纹确是商周时期中原地

区青铜容器上的典型纹饰，很明显又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这件十节玉琮的玉质为青玉，晶莹体透。器物上大下小，器表分节分槽。

全器共分十节，每节以器表的转角为中轴组成一个简化人面纹。阴刻细密平行线

纹的长方形横棱表示羽冠；管钻琢出一大一小的两个圆圈，分别表示眼睛和眼珠；

长方形的短横档上有形似卷云纹的几何形图案，表示鼻子；下面分节的缺口部分

表示嘴。整器共计四十个人面。这件玉琮还有一处特别的地方，是在琮的一面上

端线刻有一人形符号。人形头戴长长的冠饰，双手平举，长袖飘逸，袖上还有羽

毛形装饰，双脚叉开，仿佛正在舞蹈，这可能就是当时祭祀场面的再现。这人的

身份或者是氏族的祖先神，或者是带领氏族成员祈福或驱邪的大巫师。这件器物

打磨平滑光润，器物制作十分规整。从形制、纹饰、琢刻工艺上看是典型浙江良

渚文化晚期玉琮的风格，与江苏寺墩3号墓、草鞋山198号墓和上海福泉山40

号墓的年代相近，距今约4000年左右。从玉质上看，这件玉琮与金沙遗址出土

的其它玉器玉质有显著的差别，可以认定其不是本地制作的产品。器表有较多的

无规则划痕，人面纹的羽冠阴线多已不存，可能是长期盘玩结果，因此推测这件

玉琮应是辗转流传下来的典型良渚文化玉琮。有两个疑问，一是良渚文化晚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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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为公元前2000多年，较金沙遗址早了整整1000年；二是金沙遗址与长江下

游地区遥隔1000多公里，这件玉琮是如何跨越一千年的历史长河，经过一千多

公里的遥远路途，辗转流离，最后停留在金沙呢？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饶有趣

味的问题。

这件四节玉琮是由一块质地细密的上佳整玉琢磨完成，器表色彩缤纷，整

体厚重，气势不凡，制作规整，加工精细，无论从重量大小还是制作的精细程度

上看，它都是目前所见商周玉琮的精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是四川盆地青铜

文化中自有玉琮的代表和典范。从纹饰看，它与十节玉琮有明显的不同。在每节

上刻划九道平行直线纹，三道为一组，平行直线纹平直而规整，线条纤细而流畅。

该器通体打磨光洁，内璧异常光滑平整，不见使用痕迹。刚才在第二展厅中我们

已了解到玉器钻孔的一般方法。知道中国古代玉器的钻孔主要是用竹、骨、木、

石等管、柱状工具加解玉砂蘸水不断在玉料上旋转碾磨而成。管钻由于依靠粗砂

碾磨，常在孔壁留有螺旋状痕迹；两面对钻时，由于两面圆心定位的偏差，或钻

孔不直，常在孔壁上留下错位的台痕。而这件重量达3981克的器物，中孔两端

大，中间小，明显为两面对钻而成，但孔壁却不见对钻时常易留下的错位台痕，

且内壁异常的光洁、平整和圆滑，我们仅在器一端的射孔沿上发现了两圈极浅的

管钻痕迹，说明此器在钻孔完成后对内壁进行了精心的打磨。此件玉琮在形式上

区别于以往所出的三代玉琮。它较多保留了良渚文化晚期玉琮体形高大，分节分

槽的风格，制作上又带有明显的商式玉琮简朴平实的作风。

玉圭：圭是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一种重要的礼器。既是天地神灵、四方的

代表，又是一种信物，有长短、大小、玉质的差异，也是象征身份等级的标志。

《周礼》中曾规定不同等级人物在不同的场合，按用途的不同，使用不同质地和

不同尺寸的圭。通常圭的形状较为简单，均为扁平长条形，分尖首和平首两类。

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件平首圭，其玉材选料精良，制作极为精美。器为墨色玉，器

上还不均匀分布有若干丝状白色沁斑，其阑部刻划有数道细密的平行直线纹，线

纹平直流畅，粗细匀称。整器制作极为规整讲究，说明此器等级较高。

祭祀区中还发现了一些新的玉器，为目前国内首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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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呈上大下小的梯形刻槽形玉器，正面刻划出五道上宽下窄的凹槽，槽

间有脊；背面平整，以阴线刻划出边栏，两侧刻划装饰性短线。两侧边向内卷曲

形成卡槽，卡槽上有8个小孔，器身上有6个大孔。这件玉器形制独特，通体打

磨抛光，制作工艺极其精湛。目前金沙遗址中出土了两件这类形制的器物，另一

件仅刻槽形态不同，均为国内首次发现。经测试这一件器物每一刻槽的宽度和形

态正好与这种玉剑的宽度与形态相吻合，初步推测可能是在器外封上皮囊一类的

物质，作为剑鞘使用。玉质剑鞘应是高等贵族身份的象征，非一般人所能拥有。

（右上第二组）

这两件石虎是出土石虎中造型最为精美的。

这件石虎是选用一块天然的蛇纹石化橄榄岩制作，其黑色石料上遍布的白

色纹理正好利用来表现老虎身上的斑纹，是石虎中制作得最为精细的一件。

石虎雕刻重点放在了头部的表现上，精细地雕刻出了虎的眼、耳、须和虎

特有的“王”字斑纹；在虎的口内、嘴部、胡须间、头顶耳间涂满了鲜艳的朱砂，

色泽艳丽，细部特征表现得十分细腻，充分表现了虎的威严与凶猛，狰狞与残忍。

在虎的口内还能清楚地看到制作虎口时留下的两个管钻痕迹。看来，工匠

在制作虎口时，不是用凿的方法，而是用管钻技术，最后再修整而成。虎的两条

后腿突起，显得强劲有力。后腿间有两条小沟槽，恰好把虎的后腿的结构表现得

清清楚楚。这充分说明古蜀人对虎是非常熟悉的。虎的形象整体看去，威猛而狞

厉，自然而拙朴，在静态之中蕴藏着动感，生机勃勃，充满力量。这件石虎雕刻

细腻，入骨三分，造型完美，是中国商周时期不可多得的石雕艺术精品。

另一件石虎则体形硕大，头部高昂。张开的血盆大口喉部有一个管钻的痕

迹，口中仍有鲜艳的朱砂，造型也是十分地威猛。

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些神秘的物品。

这是一个金冠带。整件器物锤揲成形，金带上的纹样采用了錾刻与刻划相

结合的工艺。纹饰錾刻在金带表面，由四组相同的图案构成，每组图案分别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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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鱼、一支箭、一只鸟和一个圆圈。这条金带长约40厘米，宽2厘米，戴在手

臂上长了，系在腰间又短了，最大可能是戴在头顶的。金冠带上的纹饰与四川广

汉市三星堆遗址一号器物坑出土金杖上的纹饰基本相同。金杖犹如古埃及法老的

权杖，金冠带犹如皇冠，这两件金器都是最高权力的象征。毫无疑问，这个组合

图案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王权与威仪。金冠带与金杖纹饰内容的同一性，说明三星

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在族属上可能具有同一性或连续性。

在这个组合图案中，人头像和鸟是需要表现的主体，鱼是被射杀的对象，

这一点反映了古蜀人的宗教思想。人头像很可能是古蜀人的一位极有声望的祖

先，这位祖先因射鱼本领极为高强而成为崇拜的对象。祖先崇拜在古代的宗教、

巫术、祭祀活动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人们的很多活动都要祈求祖先神灵的庇

护。因此有学者进一步认为这个图案可能与古蜀国传说中的“鱼凫”王朝有联系。

这件袖珍型的金面具高3.7厘米，重5克。人像圆圆的脸，圆圆的下巴，

耳朵外展，耳面锤揲出耳廓线，耳垂有凹入但未贯通的穿孔。眉毛略略凸起，好

似新月。鼻梁高直，双眼及嘴镂空，嘴成微张的形状，似乎还略带笑意，显得神

秘而深邃。这件面具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器物坑出土的金人面罩极其相似，造

型却更为精致小巧。这类金面具在商周时期中国其他地区和其他文化中几乎不

见，它应当是商周时期四川盆地青铜文化具有典型性的因素之一。 面具，是一

种戴在面部的物品，与巫术活动息息相关。近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的调查证实，

很多少数民族的巫师在祭祀、祈年、节日活动中，广泛地使用面具，以赋予自己

与神灵沟通的能力，得到神灵的庇护。在祭祀表演时，巫师戴面具舞蹈以娱神，

让神灵附在面具上，达到人与神之间的交往，巫师代表鬼神向人们传达神灵的旨

意。现代京剧、川剧等剧中人物的脸谱，现代流行的化妆舞会中的面具等都是面

具的一种褪化了的表现形式。

这一件小巧的铜人头像，长眉秀目，直鼻阔口，神情冷峻肃穆，与三星堆

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人头像在造型、风格上是基本一致的，但与三星堆青铜人头

在形体上的差别极为悬殊，三星堆的铜人头像与真人头像大小相当，而金沙的铜

人头像很小，高度只有三星堆的四分之一。铜人头像中空，很可能是要套在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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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状形的物体上作为其顶端的装饰使用。在这点上，与金沙遗址出土的木雕神人

头像很相似，木雕神人头像的下端是插在某个器物之内。

关于铜人头像的身份，有人认为是巫师的形象，有人认为是国王的形象，

有人认为是祖先亡灵的形象，不管是什么，铜人头像是古蜀人的崇拜对象，这一

点应该是肯定的。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铜人头像的相似性，清楚地表明

了两个遗址在宗教信仰上的共同性和在文化上的紧密传承关系。

这件铜人形器赋形怪异，塑人形四肢而省人头，其颈圈齐整，原或有头形

器与之套接，推测系某种巫术行为的重要道具。诸器风格神秘奇诡，莫可究诘，

显与三星堆古蜀文化精神一脉相承。

这两件石跪坐人像，是所出石跪人像中保存最完整，形象最生动的。人物

形象丰满而传神，面部表情丰富，雕刻细腻，头顶的发丝清晰可见，眼睛的眼珠

和瞳孔都精心雕刻。人像造型成熟而稳重，形象丰满而传神，雕刻技艺简练而娴

熟，是中国古代石雕艺术中不可多得的作品。

（右上第一组）

玉在古代被上层社会视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常加以收藏或作为馈赠的礼

物，海贝是生长于海洋沿岸的生物。海贝由于其形体较小，便于携带，所以在当

时也常被当着等价的媒介物，用于商品的交换之中，以后又逐渐成为财富的象征。

玉和贝在古代社会中都曾作为货币使用。金沙出土的这件玉贝形饰玉质晶莹，质

地细密。器身正面为弧背，背面平直。两侧边中段有四个较浅的齿状突起，器中

部有一纵向沟槽，沟槽两侧有十四排对称排列的浅凹槽，表现出海贝的齿纹。沟

槽顶端有一穿系用的小孔，孔上小下大，器身背面光素无纹。此件玉海贝玲珑晶

莹，不仅充分表现出了古蜀玉工的精湛技艺和制作水平。同时也为中国传统玉雕

动物种类增添了新的内容。

这件阳线雕刻昆虫纹的玉牌形器。工艺技术水平极高。阳线雕刻，又称“减

地起线”，即是利用浅浮雕的技法，在玉器的表面磨出凸起的纹饰。具体方法是

把起阳线以外的地子磨减下去，这样使阳线自然的凸起。阳线略浮起于器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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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的地子被修磨得平整光滑，每道阳线纹粗细均匀，圆润光洁，在线纹拐弯处

完全不见歧出的痕迹，其纹饰刻划婉转流畅，显示出金沙玉工高超的制玉技术。

这件玉凿玉质温和细润，器表自然呈色与沁色并陈，色彩缤纷艳丽。通体打磨抛

光，制作极其规整，没有使用痕迹，应是一件精心制作的玉质礼器。

这件玉凹刃凿形器一面平直，一面外凸。平直的一面上部有一褐色、黄色

相间的云朵状沁斑，其下还一抹淡黄色和黑色相间的团状沁斑，斑中又有白色的

筋条状斑，整个器表就像一幅天然的山水图画。这件器物的器表上还保留了多道

细密的擦痕，抛光从上向下，非常清晰。在左侧边距刃沿4厘米处还有一小凹窝，

凹窝内可见垂直于侧边的短磨痕，与其他磨痕的方向相反，这就可以让我们清楚

地了解到古人抛光打磨玉器的基本方法。

这件有领玉璧体型巨大，制作极其规整，通体打磨抛光。由于光的作用与

土壤的影响，此器出土时出现了阴阳两面不同的色泽效果。这可能是因为器物埋

藏很浅，其上的覆土很少，甚或其上根本就没有覆土，这样，向上的一面就容易

受到阳光照射的影响而形成现在的多彩色斑；而向下的一面因不易受到阳光照射

的影响，就保留了这件玉器本身的色泽—浅白色，但是在这一面上的褐、黑色斑

块则是受到土壤中矿物质的影响而产生的。这个推测在这件玉璧阳面的局部得到

证实，该件器物在出土时，有两块美石放置其上，在这两处就形成了两个白色的

斑块，这就是因为两块美石遮挡了太阳光照射的缘故。这件有领玉璧阴阳两面不

同的色泽充分体现了玉器自身因矿物质成分分布的不均匀所富有的神秘变化以

及大自然所拥有的神奇魅力。

这是一件牙璧。牙璧是古代玉璧的一种特殊形式。其外缘一般都有三节或

四节牙状突起，或附有多少不等的齿状饰。清人吴大澂曾在《古玉图考》中误将

这种在周缘有带齿的牙形突起状的器物与《尚书.舜典》中记载的“璿璣玉衡”

相联系，认为是浑天仪一类的天文仪器构件。现“璿璣”一说基本不用，大家基

本都按照夏鼐先生根据考古学所作的定名“牙璧”称之。牙璧大体起源于新石器

时代的大汶口文化，盛行于龙山文化，延续到商代和西周，而在有领璧形器周缘

开出四组齿状突起的形式这是首次发现。有领璧形器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

址都有出土，多制作精美，可能是商周时蜀地较为流行的一种玉器种类。此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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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领璧形器体大厚重,表面打磨平滑，极可能是金沙本地玉工别出心裁的一种

自我创造，因而具有鲜明地方特色。

这件玉矛外形就像一片柳叶，质地致密，温润光洁，清澈细腻，完全没有

受沁的现象；器物的制作也是极为精细。在器物的中部磨出一道凸起的脊棱，好

似树叶的叶脉；两侧边磨出尖薄的边刃，但脊棱与两侧边间过渡自然，线条圆润，

整器显得含蓄典雅。

从造型上看，这件玉矛没有明显的骹部（器下端装柄部位），呈现出矛的

早期形态，与成都平原东周时期的青铜矛在形制上有较大的区别，但器身呈柳叶

形的主要特征却为该地区后期青铜矛所继承。

玉镯：金沙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选料讲究，制作极为精细的玉镯。玉镯数量

较多，选料特别精细，圆周极其规整，打磨也非常精细。这种形制的器物早在新

石器时代的墓葬中有较多的发现，出土时多戴在死者的手腕上，因此，金沙遗址

的玉镯很可能也是带在手腕上的一种装饰品。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太阳神鸟”金饰的

原件。这件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的器物，是我们国宝级的文物，也是我们的

镇馆之宝。

2001年2月25日，“太阳神鸟”金饰出土于金沙遗址祭祀场所内。它的外

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0.02厘米，重量20克，含金量达到了94.2%，

为金沙遗址中出土金器中含金量最高。它的外廓呈圆形，图案分内外两层，都采

用了镂空的表现形式。内层图案为等距分布的十二条弧形齿状芒饰，芒饰按顺时

针方向旋转。外层图案由四只等距分布相同的鸟构成。鸟均作引颈伸腿、展翅飞

翔的状态，飞行的方向与内层图案的旋转方向相反。在红色衬底上观看，该金饰

内层图案很像一个旋转的火球或太阳；外层图案中的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神话传

说中与太阳相关的神鸟，据此，我们将其定名为“太阳神鸟”金饰。对“太阳神

鸟”金饰进行的显微镜观察表明，它是先用自然砂金热锻成为圆形，然后经过反

复锤揲，最后根据相应纹饰的模具进行刻划和切割。由于加工工具不十分锋利，

在“太阳神鸟”金饰图案的四周留下了反复刻划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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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日落，昼夜变化，四季更替，使远古人类直接感受到了太阳的强大力

量。对太阳的崇拜是中华各民族共有的习俗。中国古代的先民们还常常将太阳与

鸟联系在一起，古代文献中就有许多关于太阳和神鸟的记载。在中国远古神话传

说中，太阳鸟就是阳乌和凤凰，凤凰的“凰”字（即“皇”字）正像太阳鸟的形

状，被赋予了美丽辉煌和崇高无上的含义。“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的神话，

东方民族的鸟生传说，凤鸣岐山的受命故事，乃至于三皇、五帝和秦汉以后最高

统治者的称号，都与太阳和凤凰有着密切的关系。

金沙遗址除“太阳神鸟”金饰外，青铜立人头上还戴着太阳帽，带柄铜璧

上也刻划有三只首尾相接，展翅飞翔的鸟，此外还有一些独立的鸟形文物。三星

堆遗址也出土了大量与太阳和鸟有关的文物，如太阳形铜器和栖息有九只鸟的神

树等。古蜀国最后一个王族号为“开明”，“开明”本来就是与太阳升起密切相

关的词汇，所以东晋时的常璩才将他的四川地方志书称之为《华阳国志》。开明

王族的家族墓地——商业街船棺墓的棺木上也刻划有与太阳崇拜相关的图案。由

此可见，崇奉太阳是古蜀族的习俗。其实崇奉太阳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这

在考古资料中有大量的实证。从北到南，由东到西，从远古到近代都发现有与太

阳和鸟相关的文物。在西北，仰韶文化文化陶器上所绘的鸟纹，其背上驮一大圆

点，正是太阳鸟的形象；在东南，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双鸟负日”骨雕和“双

鸟朝阳”牙雕，凌家滩遗址出土了八角星纹玉版和太阳纹玉鹰，在良渚文化中，

太阳和鸟纹也常常出现在一些代表神权与王权的器物上，如玉璧、玉琮上的一些

刻纹；在东北，红山文化墓葬中发现人头上立有玉鸟；在东部，大汶口遗址出土

的陶尊上刻划了与太阳有关的符号；在中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方鼎有呈旋转

状的太阳纹；在华南和西南，铜鼓的鼓面中心也常常装饰为太阳纹。到了汉代有

关太阳与鸟的文物出土更多，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上有一只金乌栖息于太

阳中，满城汉墓里有鸟衔太阳铜灯，汉代画像砖上还有双凤衔日图像。以上这些

实物都是中国古代民族崇拜太阳及阳鸟的真实写照。

太阳也是世界很多古代民族的崇拜对象，埃及的“霍鲁斯”神就是太阳神，

古希腊的神话中的阿波罗也是太阳神的化身，印度的“因陀罗”被尊为太阳与光

明之主的天神，古玛雅文化的太阳神庙至今仍巍峨壮观。这些古代民族与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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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民族一样，也往往将鸟和太阳联系在一起，如古埃及的鹰神荷拉斯即为太阳神，

中美洲马雅人的太阳神也与乌鸦相连结。

为什么古代民族会把鸟和太阳联系起来呢？鸟，在空中任意翱翔，给人类

以无限的遐想。空中飞翔一直是人类的梦想，直到20世纪，人类制造出了飞机

才变为现实。在古人看来，太阳没有鸟一样的翅膀，何以东升西落？太阳的运动

一定是靠鸟的飞行来完成的。

精美绝伦的“太阳神鸟”金饰寓意深远、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韵律，

是古代人民深邃的哲学宗教思想、丰富的想象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工艺

水平的完美结合，是中国古代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十二道顺时针旋转的光

芒与四只逆向飞翔的神鸟，表达了远古先民对太阳的追求，对光明的向往。“太

阳神鸟”是希望的象征，体现了中华儿女世世代代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

四凤朝阳，祥瑞吉祥，充满活力与生机的太阳神鸟给人以巨大的感召与动力，并

伴随着现代中国一起腾飞。

第五厅 《解读金沙》

金沙遗址的发现使3000年前一段辉煌灿烂的文明奇迹般地展示在人们眼

前，人们不禁要问，是谁创造了这段历史？是谁铸造了这个奇迹？他们何以如此

辉煌？他们来自哪里？又去向何方？五年过去了，随着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一些谜底在慢慢揭晓，有的疑问已经找到答案，但却仍有大量的迷团还未解开。

第一，辉煌之谜

《华阳国志•蜀志》里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记载说：“杜宇称帝，号曰望帝，

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

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为我们描绘

出了古蜀杜宇王时期的强大与宽阔。那么这段文献是否可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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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金沙遗址发现之前，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就发现了许多商代晚期至

西周时期的重要遗迹。梳理这些考古资料，发现它们的文化面貌与金沙遗址非常

相似，它们应是同一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都市区十二桥遗址发现了大型的干栏式木构建筑和大

量的尖底陶器，以及卜甲等物，随后的几年又在十二桥附近由西向东分别发掘了

抚琴小区、方池街、君平街、指挥街、盐道街、岷山饭店、岷江小区、黄忠村等

遗址，这些遗址绵延十余公里，彼此之间相距不远，文化面貌也极其相似，其时

以十二桥遗址发掘面积最大、出土遗物最多、且最具典型性，因此把这些遗址统

称为十二桥商周遗址群。

十二桥遗址商代木构建筑群系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建筑遗存。建筑遗迹

分布面积约1万平方米，大量的木构件及建筑材料呈规律分布，且保存较好。发

现了两种建筑结构，一是用传统楫铆连接法建造的大型建筑。根据地梁卯孔的布

列构成关系分析，其复原长度当在12米左右，推测其可能是金沙时期又一处大

型建筑基址。在这个遗址里还发现有一种干栏式的建筑。它的长度在30米以上，

跨度达7米，这座建筑的建筑 结构是，先将许多下端削尖的原木桩打入土中，

构成密集的桩网。在木桩的上端绑扎纵横交错的大小地梁，形成方格状的基础结

构，再在其上铺设木板，作为居住面。房顶为两面坡，檩橼上铺发厚厚的茅草。

压迫种建筑的居住面高于户外地面，并且悬空，彩桩基础，起到了防潮隔湿的作

用。尤其适应当时成都平原河流纵横，又未经整冶，洪水时有发生，地下水位高，

地面普遍潮湿的地理环境。

此时期成都市区周围其他相关遗存中也出土了大量文物。

这件在成都市郊出土的西周大铜罍，高达66厘米。岷江小区工地出土的铜

尊，其纹饰特点深受中原地区同类型器物的影响，但制作上却要显粗糙简陋许多。

在成都方池街遗址出土的这件石跪人像造型风格则与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众

多石跪人像如出一辙，只是体形更为高大。十二桥遗址出土的这些石饼形器也与

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可能用途也是一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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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的规模恢宏，气派雄伟的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是个

呈方形的三级夯土台。它的底边103.7米见方，一、二级各宽18米，第三级31.3

米见方，高有10米多，总体积为35574立方米。这座土台始建于商代晚期，应

是此时期象征古蜀国国家权力的大型标志性礼仪建筑，是古蜀统治阶层举行祭祀

大典的又一神圣之地。它也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大一座商周时期的宗教性祭祀土

台。

五十年代发现的新繁水观音遗址是成都平原发现较早、发掘面积较大的一

处商周时期文化遗址。该遗址出土的陶器与金沙遗址陶器面貌基本相同。

1959年、1980年彭县竹瓦街先后出土了两批窖藏青铜器，是这个时期目前

出土青铜器最为丰富的一处文化遗存。这批青铜器具有强烈地地方特色，代表了

金沙王国时期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又体现出与中原商周文化的交流，是研究四

川盆地青铜礼器制度发展演变的重要材料。

广泛分布、势力强劲的金沙王国在十二桥文化时期也影响到四川盆地及周

边地区，目前在东达湖北西部、北到陕西南部、南达川西南地区都发现文化面貌

与之接近的古文化遗存。如雅安沙溪遗址、汉源麻家山遗址，阆中坪上遗址、三

峡以西的中坝遗址与哨棚嘴遗址晚期，及三峡以东的中堡岛遗址、朝天嘴遗址、

红花套遗址等，还有陕西宝鸡茹家庄遗址等地，分布范围相当广阔。

这些现象证明了以金沙为代表的蜀文化不仅与长江中游地区存在着深层的

文化互动关系，同时又与北边的商周文化发生了密切接触和交流。成都平原腹心

地带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绽放的文明之光，粲然彰示了一种开放、精进的文化

姿态及一个强势的古蜀政治、经济及宗教文化的格局。

目前从这众多同时期遗址情况看，以金沙遗址的规模与等级最高，遗址内

具有一定的规划和较为明确的功能分区，每一个区内又都具有一定的布局结构，

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的高规格礼仪性用器和一些与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特殊

遗迹现象，这些都是一般聚落所无法比拟的。从金沙遗址的规模与等级来看，是

目前成都平原众多遗址群中面积最大，堆积最丰富，出土器物等级最高的一处。

因此可以说在公元前1200-前600年，金沙应是古蜀王国政治、经济、宗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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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中心，也即是古蜀王国的第二个都城所在。此时，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同

时存在着的几十处文化遗存，它们如同满天星斗，围绕在金沙遗址周围，一方面

形成众星拱月的态势，烘托出金沙遗址在这一时期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一方面

又与金沙遗址一起共同构架出了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蜀王国强大宏伟的面貌。

第二，来源之谜

当我们领略了金沙王国的雄浑壮阔与奇幻绚烂后，会不禁地问，这个神秘

的王国来自哪里？他们从天而降，还是拨地而起？其实成都平原有着悠久的发展

历史,传说中古老的蜀族很早就在此繁衍生息。“蜀”不仅是一个族号,也是一个

国号。相传蜀国经历了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等数个王朝，然而古蜀国

的面貌却一直笼罩在虚无缥缈的众多神话传说中，文献资料中也只有只言片语的

记载。近几十年经过几代考古学者不懈地努力，已基本了解到古蜀文明发展历程

的大致脉络。

其实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蜀地早在四五千年前，即已进入文明社会。宝

墩文化是成都平原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新津县龙马乡宝墩遗

址命名，年代约为公元前2800年～前1700年，约当中原地区龙山时代至夏代早

期。

宝墩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以原始农业和渔猎为主。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

点，是数量众多且具一定规模的古城址群的出现。这些古城址，南起新津宝墩，

北至广汉三星堆，西起都江堰芒城，东至成都，即遍布于平原核心地区的古城址

群。各古城均建在河流间的较高阶地或台地上，其布局规范，结构严整，面积在

10～60万平方米之间，城墙采用平地起建斜坡堆砌法修筑而成，在有些城址内

还发现有大型礼仪建筑遗迹，古城可能兼具防御、治水、经济文化、政治宗教中

心等功能。这种相对独立的、高于氏族部落的古城址群的出现，表明成都平原地

区此时已进入文明起源的历史阶段。

这是在郫县古城遗址中发现的一处宝墩文化时期的大房子，长度达50米，

宽约11米，面积约550平方米。房屋呈西北-东南向，与城的方向一致。该房屋

以卵石为墙基，于卵石中埋木柱。墙体可能为木柱间编竹笆，内外抹草拌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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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体。房内垫土中掺入红烧土防潮，房内无隔墙，有五个台子横列于中部，台子

间间距3米左右，每个台子的周围都挖有小基槽，槽内埋设密集的圆竹。推测可

能以圆竹作为护壁，于护壁内填卵石，护壁外抹泥形成台子。根据这座建筑附近

地层堆积比较纯净，出土的生活遗物又极少，也未发现一般的生活附属设施，推

测这座房屋不是一般的生活居所，而可能是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在这座大房子旁

边发现的小型房屋一般都是围绕着这座大房子布局，它们的门向都是朝着大房

子，清楚地表现出这座房子的重要性。

这些陶器与石器出土于八个古城址中，它们是宝墩文化时期的典型器物，

表现出了当时生产生活的一些状况。

距今4000年前后，古蜀文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典型的三星堆文化

正式形成，其年代为公元前1700～前1200年，约当中原夏商时代。分布范围以

三星堆遗址为核心，辐射至四川大部分地区及鄂西、陕南一带。

三星堆遗址规模宏大的城墙体系、分布密集的房屋建筑基址、气势恢宏的

祭祀遗迹、精美绝伦的文物瑰宝，这一切，都有力地勾画出一个繁荣故国的雄姿

风仪，折射出一段灿烂文明的七彩光焰。

从考古材料看，三星堆王国衰落消亡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而金沙遗址

正好与之相接踵，在此时开始兴旺繁盛。距三星堆遗址38公里的金沙遗址内出

土的大量文物及文化信息都显示出与三星堆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关系。大量

资料表明，金沙文明就是直接秉承三星堆文明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壮大，辉煌的金沙文明实是三星堆王国政权迁徙南移的结果。

第三，去向之谜（遗韵）

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金沙王国也逐渐走向了衰微。从考古资料看，

那些曾经热闹繁华的村落在此时已大多荒芜人烟，有的还沦为了墓地，神圣的祭

祀场所也变成了一片废墟，古蜀国的都城再次迁移，去向不明。

其实当金沙文明被历史的风雨洗尽铅华，早期蜀文化之文脉却蜿蜒潜行、

承传不坠。成都平原发现的大量战国时代遗迹与遗物明晰地勾勒出一幅五彩斑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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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晚期蜀文化图卷。巨大的船形棺、精丽的漆木器，奇峭的蜀式铜兵器及至今难

以释读的“巴蜀图语”等，皆是当时文明华表之见证。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称

为晚期蜀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600年—前300年。

金沙晚期开始出现的船棺葬式，以及金沙遗址流行的陶尖底盏，在战国早

期还有较多的发现都清楚地表明了金沙王国的大致去向这点。

古文献中曾有杜宇传位于鳖灵（即开明）的一段史事，讲“一号杜主……

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

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

上世纪50年代在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的一件铜壶上以错金银技法刻划着精

美的《宴乐渔猎攻战图》，反映了战国时期蜀地社会生活之大貌。而战国时代的

一系列木椁墓、船棺墓的出土则具有更为明显的时代特征。

此期墓葬以成都商业街船棺墓、新都马家木椁墓等最为重要。 木椁墓是此

时蜀地最常见的葬制。新都马家木椁墓墓内出土铜礼器多具规范的器物组合定

式，推测系使用的标准礼器。其墓葬形制与出土遗物多具楚文化特色，对探究当

时蜀、楚间的文化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船棺则是以整木凿制成独木舟形以装殓

遗体及随葬品的葬具。其形拟舟楫，具承载灵魂升天之象征意义。2000年发现

的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墓则是一座长方形土坑竖穴多棺合葬墓，为古蜀国开明王

朝王族或蜀王本人的家族墓葬，年代为战国早期。整个墓葬规模宏大，下为墓坑，

上有地面建筑，结构讲究。墓坑长30.5米，宽20.3米，面积约为620平方米。

墓中现存大型船棺、独木棺等葬具17具，其中最大的船棺长18.8米，直径1.5

米。墓葬多次被盗，仍出土了大量的漆器、竹编器和陶器等。商业街船棺墓葬是

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数量、体量最大的船棺合葬墓，为研究古代陵寝文化制度提

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商业街船棺墓葬发现的当年就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并于当年评为中国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商业街船棺遗址博物馆也正在筹建

中，不久的将来各位就可以莅临现场参观。

当我们追溯完金沙遗址的来源与去向后不难看出，古蜀历史是如此的源远

流长。我们了解到其实当历史的脚步在跨进金沙时代之前，早就有着厚重的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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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它迈过金沙之后，仍在继续向前，最终，百川归海，大势所趋。公元前316

年，秦并巴蜀，至此，历经千载沧桑的古蜀文明古蜀社会顺应时代潮流自然而然

地融入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大家庭中。

第四，未解之谜

上承三星堆，下传晚期蜀文化的金沙王国的发现，在新世纪初给我们带来

了无限的惊喜与震动。我们在庆幸已找到了三星堆的流向和战国蜀文化的源头之

时，却被更多的谜团所困扰。近几年的发掘，虽然已经为我们揭开了金沙王国神

秘面纱的一角，但是金沙仍然还有许多空白和谜团是我们现在无法解答的。

结束语

岁月掩埋了金沙，也保存了金沙。随着现代文明的步伐，一个过去我们从

不知晓的国度，一段失落的文明，就这样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在这一片厚实的泥

土下还会有什么惊人的发现呢？在下一秒又会有什么新的疑问呢？恐怕谁也不

能回答。但是我们相信籍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与深入，文明的碎片会一点点的拼接，

金沙神秘的面纱也终将被全部的撩起，金沙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我和大家的金沙发现之旅在这里就要结束了。但就像我们金沙遗址的发掘

一样，这是一个了犹未了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许多精彩节目，会

让你的这次旅程更加精彩和丰富。有时间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参加我们的体

验金沙互动参与活动，也可选择观看四维特效影片《金沙传奇》，利用现代高科

技，去几千年前的古蜀王国里体验一番。

谢谢大家。欢迎你们有机会再来我们博物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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