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9日发(作者：华硕u4000u笔记本)

余秋雨：三十年的重量

其一

时至岁末，要我参加的多种社会文化活动突然壅塞在一

起，因此我也变得“重要”起来，一位朋友甚至夸张地说，

他几乎能从报纸的新闻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难道真是这

样了？我只感到浑身空荡荡、虚飘飘。

实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电话中，生楞楞地插进来一个

苍老的声音。待对方报清了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握着话筒站

起身来：那是我30年前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他

在电话中说，30年前的春节，我曾与同班同学曹齐合作，画

了一张贺年片送给他。那张贺年片已在“文革”初抄家时遗

失，老人说：“你们能不能补画一张送我，作为我晚年最珍

贵的收藏？”老人的声音，诚恳得有点颤抖。

放下电话，我立即断定，这将是我繁忙的岁末活动中最

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果坐在书桌前，脑海中出现了60年代初欢乐而清苦

的中学生活。那时候，中学教师中很奇异地隐藏着许多出色

的学者，记得初中一年级时我们自修课的督课老师竟是著名

学者郑逸梅先生，现在说起来简直有一种奢侈感。到高中换

了一所学校，依然学者林立。我的英语老师孙珏先生对英语

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造诣，即便在今天的大学教师中也不

多见。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人，至少当时我们就在

旧书店里见到过他在青年时代出版的三四本著作，不知什么

原因躲在中学里当个语文教师。记得就在他教我们语文时，

我的作文在全市比赛中得了大奖，引得外校教师纷纷到我们

班来听课。穆尼老师来劲了，课程内容越讲越深，而且专挑

一些特别难的问题当场向我提问，我几乎一次也答不出来，

情景十分尴尬。我在心中抱怨：穆尼老师，你明知有那么多

人听课，向我提这么难的问题为什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呢？后

来终于想通：这便是学者，半点机巧也不会。

哪怕是再稚嫩的目光，也能约略辨识学问和人格的亮

度。我们当时才十四五岁吧，一直傻傻地想着感激这些老师

的办法，凭孩子们的直觉，这些老师当时似乎都受着或多或

少的政治牵累，日子过得很不顺心。到放寒假，终于有了主

意，全班同学约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课老师家拜年。那时

的中学生是买不起贺年片的，只能凑几张白纸自己绘制，然

后成群结队地一家家徒步送去。说好了，什么也不能吃老师

家的，怯生生地敲开门，慌忙捧上土土的贺年片，嗫嚅他说

上几句就走。老师不少，走得浑身冒汗，节日的街道上，一

队匆匆的少年朝拜者。

我和曹齐代表全班同学绘制贺年片。曹齐当时就画得比

我好，总该是他画得多一点，我负责写字。不管画什么，写

什么，也超不出10多岁的中学生的水平。但是，就是那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