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3日发(作者：kingroot一键root工具)

联想集团倪柳之争案例

1984年，柳传志邀请倪光南出山共同创办联想时，倪光南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当时在倪光南眼里，当总工不算做官。在此后将近10年的日子里，柳倪之间的合作总的来说还算是风平浪静、珠联璧合。

对倪光南来说，他进公司主要目的是将自己技术推广出去，至于如何经营这个平台，在他当年看来，与自己的技术相比起来，柳传志的才能算不了什么。对倪光南当年的这些认识，柳传志还是很理解的，因为在当时，在“科学春天”的吹拂下，科学家的地位日益提升。柳传志甚至曾在公司宣称，“只要老倪说 的都对，老倪是有效数字1，别的科技人员都是0，这些0只有跟着倪总干才能出成绩。”

柳传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倪光南在香港开发联想286主板，事前，柳传志再三叮嘱负责生产的周晓兰：“设计出来的主板一定要再三审查清楚，再去生产，批量生产后，再发现错误，损失就太大了。”倪光南等不得时间，强令周晓兰投入批量生产，结果出了错。周晓兰和倪光南发生争执，周晓兰一定要求追查清楚到底是谁的责任。最后，柳传志不得不出场，硬着心肠对周晓兰吼：“和老倪发生的任何矛盾，都是你的不是。做这件事情，出了成绩，是倪总

80 的，有错的话，你就得担着。不行，将你调回北京。”最终，柳传志将周晓兰调回了北京。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柳传志的这些做法与努力对倪似乎没有多大震动，相反，两人之间反而开始走向了分歧的另一端。

1991年，经过7年的打拼，联想“贸、工、技”的经营思路基本明确了。而倪则过于强调技术的重要性，他不切实际地要求几十个科研项目一起上。1992年春节，李勤明确提出研发“是不是应该有重点？一年是不是就做有数的一两个重点项目？”来和倪光南商讨。倪光南认为，科学上很难分哪是“西瓜”，哪是“芝麻”。李勤说：“怎么不好分？就按投入的资金的规模分。”最后大家僵持不下，只好不欢而散了。事后，倪光南向柳传志和李勤提出辞职，说“总工我不当了，立项审批我不同意，成立总工办我不同意。”柳传志、李勤很快妥协，本来已宣布曹之江做总工办主任，只好找个理由，收回任命。辞职事件，尽管以柳传志、李勤妥协告终，但李勤还是坚持住了研发立项审批权。

1993年，柳传志主要在香港，北京联想交给李勤负责，偏偏北京联想当年虽然利润不错，但没有完成预定销售任务。倪光南就到科学院告了李勤的状：一、1993年没有完成任务主要责任在李勤；二、李勤不务正业学跳舞。

就在柳传志为怎样调和倪与李的问题费尽心机的时候，倪光南给李勤及联想总裁室写了一封信，表示了极大的愤

81 慨，并大加指责。原因是给倪光南开车的司机连续出了四次车祸，倪光南就换司机一事大发雷霆，分明是冲柳传志来的。柳传志原本认为倪光南只是对李勤有意见，万万没想到倪光南会对自己有这么大火气，柳传志连夜给倪光南写了一封信。

柳传志写完这封信，做出一个决定，如果倪光南回信，两人还可以好好谈，“如果他不理我，还胡闹，我就做彻底崩的准备。他果然就不理我，果然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我生病，李勤主持开会，会照样开不成，他在找各种各样的茬儿搅和。”

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没有了继续合作的基础，科学院不得不介入此事的调查。

1995年6月30日，李致洁代表科学院宣读《关于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歧的情况通报》：1994年初，倪光南同志认为联想集团内部管理方面存在问题，提出了关于决策、用人、1993年公司效益滑坡等方面的意见。1994年夏，倪光南同志把公司改变财务总监职务人选的决定，认为是一种对年初提意见的打击报复，进而对资金运行等问题提出了怀疑，这样一来，客观上使柳传志同志和倪光南同志二人分歧的性质有所变化，并日趋尖锐。在院领导的直接参与下，通过做工作，双方……矛盾暂时缓解，团结的目的初步达到。但要他们相互真诚的合作和支持，建立起真正的信任，还有

82 较大的差距。

经过调查：在香港联想股票上市时，用增资的方式提高了北京联想的股份比例，不存在问题；大亚湾的资产产权关系是清楚的，联想正在大亚湾建立板卡生产基地；关于联想的重大投资决策，都向董事长做了口头汇报，并在总裁室做过商议；“汉字系统事业部”改名不存在“打击”的问题；没有发现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

我们认为……柳传志同志和倪光南同志二人在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的创业和发展过程中，都有突出贡献。他二人曾团结工作、优势互补，给联想的成功创造了条件，给其它科技企业树立了榜样。今天的状况，令人惋惜，令人深思。柳传志同志作为联想的主要负责人，对联想的发展做出了主要的贡献。希望柳传志同志领导联想，为实现2000年的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

宣布结束后，首先是柳传志发言，他说：感谢院调查组为了我的问题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给了我一个清白的结论。想当初，自1984年开办公司以来，我们经过的风暴无数。本来面对着用心血凝筑成的联想大厦，创业者们应该感到欣慰，并为互相的友谊和信任而感到自豪；然而正当公司高速发展，格外需要领导者精诚团结的今天，出了现在的问题，回想起来让人感到刀剜一样的心痛！在去年3月份总裁室开工作会的时候，在倪光南同志把矛盾

83 日趋尖锐化的情况下，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和他的互相信任和团结是联想大厦的基石，希望他能够为了联想的前程珍视总裁室的团结。写这封信，我花了整整一天一夜。当时真是百感交集，无数的往事涌上心头，以至使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想起当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我们的汉卡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时公司上下近乎疯狂的喜悦；我想起1989年元旦，全公司的大会上我带领北京联想的全体员工遥望南天祝愿倪总在香港开发286主板获得成功，那近乎教徒一样的虔诚。我不知道老倪是否还记得当发现QDI的芯片在主板上不能使用时急得嗓子都哑了的样子？是否还记得1988年的春节联欢会上总裁室全体在舞台上互相调侃引起的欢笑？这一切在我都是刻骨铭心的（讲到这，柳传志马上讲不下去，开始哽咽，拿出手绢擦眼泪，停了几秒钟，柳传志将自己平静下来。）

在1993年3月，写那封信以前，我不知道全公司上下，所有和我有接触的人谁听过我在任何一个公开的或私下的场合讲过一句对倪光南同志不满的话？当倪光南同志和别的同志发生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为了顾全大局，我甚至明确地告诉那位同志：“如果再和倪总发生矛盾，不论什么情况都是你错。”当我硬着心肠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并不是没有发现这个同志点头的时候，两眼含满了委屈的泪水！在1992年的总裁室工作会上，为保证对所立项目的督促和审查，总

84 裁室和决定由一名副总工主持总工办的工作，当倪光南同志提出反对意见时，总裁室和我竟然仓促地修改了决定，当向这位副总工收回成命的时候，为了避免他和倪光南同志产生矛盾，我牵强附会地把原因揽到自己的身上。

倪光南同志在技术领域内有过人的能力，在具体的业务方向的判断上有特殊的敏感，他对年轻优秀的技术人员从不保守，对他开展的工作极其刻苦和执着。但是他没有摆正研究开发这个环节在整个商品转化中的关系，对具体的项目组也采取了粗放式的管理。即使是圣人也有缺点，而我的可悲之处是把和他的关系的位置估得过高，而不敢像和其他同志一样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我对形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反思，然而我认为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倪光南同志内在形成的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来证明他的正确的这种可怕的性格。

我的信交给倪光南以后犹如石沉大海，在前后的一个多月之中，我为互相不能理解而痛苦万状……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总裁和总工意见不同是非常正常而且平常的事；当总工不能服从总裁的决定，并用激烈的方式反对，就不正常，但能理解；但因为这种工作中的意见分歧发展到对人的品质进行恶性中伤，试图打倒对方，这种做法是典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令人愤怒，使矛盾的性质转成对抗性的，以致无法调和。

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我的工作是艰难的。最难的地方

85 在于冒风险，冒商业风险和政策风险。越过风险以后全体同志共享共同拼搏的成绩，如果越不过去法人代表就要代表大家来品尝苦果。我们两次受到惩罚的政策风险：一次是1987年为发放第一次承包后的奖金，为逃避所得税我们用支票换现金，1989年被查出罚款30万元，我受到院审计局副局长陈冲同志的警告。一次是1990年，我们用散件组装的方式进口微机，被人告密。尽管全中国的微机都是用这样的方式进口的，没有任何一家交整机税；尽管有的厂家甚至靠倒卖批文为生，但是民不举官不究，我们那次受到了重创。当时的总裁室秘书陈淑华同志可以证明，我作为法人代表已经做了卖现房的准备，李勤同志分工保证送饭探监，但最后的结果没有那么严重，以罚款200万元结案。

今年当院调查组又一次根据倪光南同志的控告对我进行调查时，我的态度一度是有些消极的。这是痛苦和气愤之后的消极。痛苦是因为得不到自己真心尊重的人的理解而痛苦，是怕因为不团结影响了联想的发展而痛苦，气愤是为受到意想不到的中伤而气愤；消极则是因为又一次对我进行背靠背的调查，我感到不理解、感到委屈、搞不清楚自己在给谁干，还值不值得再干。院领导、调查组的同志给我做了很多工作，明确表示对我的信任，总裁室的同志也积极支持我的工作。我在这里明确表示：联想的事业是科学院的事业，是国家的事业，今天我的发言是最不像总裁的一次，十一年

86 了，让我的忘情自由地流淌一次吧，请大家原谅（柳传志又一次抽泣起来）。

倪光南同志和我分手以后，如果准备开办企业或研究所，需要从联想要人，此刻愿意去的同志或愿意去的部门，我都表示支持，经费经董事会和总裁室讨论后，也将尽力支持。如果倪光南同志准备以个人身份开展工作，董事会和总裁将把他作为主要创业者来考虑他的生活待遇。

紧接着倪光南发言，他说：各位领导、各位同志：这次科技大会，我觉得最大的体会是我们整个新时期的目标就是科教兴国。我认为责任不同、岗位不同、能力不同，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全心全意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尽可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为了这个大目标，特别是我们联想集团肩负发展民族计算机工业的责任。所以我们作为自己来讲，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大目标。而内心感到全心全意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工作，永远是最幸福的人。

最近因为公司里发生的一些情况，从不同的渠道外面有些反映，也问我，我回答三句话：第一，倪光南还在联想，这是事实；第二，我还在工作，这也是事实；第三句话是，请董事长反映到院里去，务必请院领导能够知道，因为据说院领导在考虑分配工作的问题，我希望能将意见反映到院里，如果我还能工作的话，我始终将为联想工作。

87 此后，主要由倪挑起的倪柳之间的内耗还在继续，且程度不断加深了。自1995年，倪为了告倒柳，能上告的地方几乎都告到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部、国家审计署、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先后都对倪光南上告柳传志的问题进行了调查。1997年8月，中科院更组织了院监察、审计、高企等司局，配备财会人员，由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带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调查结论是“所提四个方面的问题，均系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调查中没有发现个人有违法违纪问题。”经反复调查，科学院对事情有了底，科学院副院长严义埙现在很支持联想的工作，就是因为在调查柳传志的过程中，逐步了解了联想，了解了柳传志。

倪光南的上告不仅让柳传志委屈、痛苦、愤怒，也打乱了整个联想的运营，1997年是倪光南上告的高峰期，当时正值联想进行南北整合，因为倪光南上告，不先查清楚老问题，证监会不批南北整合，致使北京联想向香港联想注资整合工作推迟半年多时间，痛失最佳时机，造成股市上的巨大损失。

这场在中国企业界罕见的内耗终于在1999年有了定论，但对联想、对中国高科技的都是损失异常惨重的。1999年9月2日，联想董事长曾茂朝面无表情，语气冰冷地宣布—联想解聘倪光南，赠与倪光南新单位500万元决定。当天，倪光南对前去采访他的记者宣布，“联想无权解聘我。”此时的倪光南尚未从震怒中走出来，他说：“联想想搞臭我。”但5

88 天以后，即在9月7日，倪光南通过Internet开展了—我的自我批评：

联想董事会：

我愿在此：向柳传志同志公开道歉，因为当我把负债持股作为“流失”看待时，实际上就错误地理解了他的动机；从此停止上告，请有关部门对因调查造成的经济损失作出评估，我愿为所有曾提过意见的同志们承担赔偿；院领导有无可能将1995年6月对我所作的结论稍作调整，例如从“诬告”调整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之类。

柳传志同志和我曾有10年左右的亲密合作，虽然近几年不幸发生误解，但总还是一小段。既然大家都不是为了私利，很容易在共同的目标下重归于好，“相对一笑泯旧怨”。即使今后不在一个公司，仍可以彼此支持，共同为“科技产业化”做出更大的贡献！倪光南上

当天，柳传志最后以最概括、最简洁的新闻发言形式回复了倪光南的《我的自我批评》：联想集团对倪光南先生的积极态度表示欢迎，以前的矛盾既有个人方面的原因，也有体制方面的原因，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国家面临知识经济时代，正是用人之际，联想集团希望和倪光南先生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向前看，共同努力，为中国的信息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89 思考题：

1、结合三商论之智商与情商论，简要分析倪柳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

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简要分析个人情绪控制能力对学习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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