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百合花》人物塑造与主题的共生性

论《百合花》人物塑造与主题的共生性


2024年4月15日发(作者:)

ywjszxk@

文学

WENXUE

论《百合花》人物塑造与主题的共生性

南昌师范学院文学院熊玫

《百

合花》是茹志鹃

的一篇短篇小

的“要妙”。其感动人心之处,

更多在于人物塑造的精微以及

人物关系的整体性,并最终在

主题上达到一定深度。作品一

共塑造了三个主要人物:“我”、

通讯员、新媳妇。三个人物性

格各异,显现出人性之美,给

残酷的战争岁月抹了一层亮

色,表现战争的残酷性及反战

思想无疑是其最核心的主旨。

人物的美好与战争的无情相互

交织,催生的是渴求和平的潜

在心理。小说主题的共生性,

依据的便是在塑造人物的过程

中牵涉到的相关细节及其内部

联系性。

一、“我”:文艺情怀与母性

情怀

《百合花》中,“我”是一个

穿线人物。故事以“我”的视

角展开,通过“我”的观察完整

呈现。从这一重意义上讲,

“我”虽不是小说的主角,却是

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作

为一个观察者,“我”全面呈现

了两位主人公的方方面面,小

说因而具备了观赏性。但仅

仅将“我”当作穿线人物,忽略

其在主题生成上的意义,又是

极为片面的。实际上,“我”作

为小说中的一个有机因子,对

表现小说主题起到了重要的

推动作用。

“我”是文工团的工作人

员,这一特殊身份使得“我”具

备独特的视角。长期的文艺实

践工作使“我”有更为敏感的

文艺情怀,可以在叙述故事的

整个过程中,对文本产生潜在

的影响。例如,“我”极力赋予

日常生活以诗意之美,在得知

通讯员为同乡并曾经从事拖毛

竹的劳动时,立即想象到故乡

的景致。在到达包扎所时,又

对中秋之夜作了诗意的描述。

诗性存在的根基无外乎主体性

与客体世界的结合,所谓主体

说,因被编入初中语文教材而

为人所熟知。很多教材、教辅

材料谈及作品主题时,均难逃

“军民鱼水深情”的窠臼。毕

竟,“一切文学,不管多么虚

弱,都必定渗透着我们称之为

的政治无意识,一切文学都可

以解作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

[1]

思”。梳理文本内部细节,有

助于我们跳出这种框架。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该作

成为经典很重要的原因是其在

艺术乃至观念上的超越性。将

其主题定位为展现“军民鱼水

深情”,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矮

化了该作。小说作为一种文学

体裁,仅仅停留在社会价值的

层面思考,容易失去艺术超拔

的可能性。我们今天读《百合

花》,不仅要将其作为一个特

定时代的产物,亦须从文本的

独特性中读出其作为文学经典

39

性,即“我”作为精神体验者所

还原出来的外在意象和意境,

客体世界即“我”精神过滤后

的“故乡”。在联结主体与客

体世界的过程中,叙事者无形

中调动一切抒情的可能,积极

地营造出别样的景致。此中的

诗意,暗示的是战争岁月中对

和平的期待。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

么美好的东西总是在故乡?此

处“故乡”实际上包含了两层

含义,其一为空间意义上的故

乡,其二为时间意义上的精神

故土。故乡在此已经演化为具

有比照性特征的物象。唯有回

视,诗意之美才得以再现。

如果说文艺情怀展现的

2018.03

是“我”作为文艺工作者“雅

致”的部分,母性情怀则是

“我”女性天然特征的体现。

“什么叫性身份定位?性身份

定位是人潜意识地‘选择’自

我,决定自我采取男性的生存

还是女性的生存方式的过

[2]

程。”在“我”与通讯员交往

与通讯员之间的互动更多意

义上已经超越了普通的战友

关系,上升为一种亲情。在战

争岁月中,支撑革命的原初动

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人们对

美好情感的守护。人情尚在,

战争的意义才得以成立。当

这种人情之美被战争变成悲

剧,其中的悖论性色彩就突出

了对战争的反思。

二、通讯员:青春的献祭

通讯员是小说中当仁不让

的英雄,为保护战友而牺牲了

生命。与此相对的是,通讯员

在日常生活中展示的情趣和意

趣,这进一步丰富了其形象。

小说对于通讯员的书写坚持了

两种维度,其一为生活的实

感,其二为英雄的情怀。相对

于英雄情怀,他生活中可观可

感的特征反而更显灵动,更具

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

一方面,通讯员与自然生

命建构了亲密的联系。小说

多次强调通讯员原是山区拖

毛竹的小伙,具有质朴的民间

气息。后文中,通讯员在枪杆

里插入的树枝和野菊花,再次

彰显了他与自然之间不可剥

离的内在一致性。枪与野菊

花作为一种后现代的组合方

式,体现了通讯员对于自然生

命的本体感悟。从另外一个

角度来看,这亦可看作对战争

的反省和思考。唯有和平,方

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与此同时,原始的纯粹内

化为通讯员的本能,并形成其

气质中的标志性特征。当被

问及家庭情况以及参加革命

的原因时,通讯员的回答丝毫

不夸张:“大军北撤时跟来

的。”参军、参战对于通讯员来

说,是不需要做任何铺垫的自

觉行为。他显然是一个信仰

忠贞的革命者,直至最后献身

革命,一直都尽显自然、质朴

的风格。

另一方面,从成长的视角

来看,通讯员正处在青春期。

在前往包扎所的路上,“我”与

通讯员的对话即可作为佐证。

当我问及通讯员有没有娶媳妇

时,通讯员的反应尤为强烈。

“飞”红了脸,一个“飞”字暗含

了其心中的激流涌动。在此,

我们可以窥见主人公性意识的

生成。“至于‘对象原欲’……

它会从对象撤回,在一段时间

内以一种紧张力呈现自己,最

后终于收回到自我之中,再度

[3]

变成自我原欲。”“飞”字表

40

的过程中,无论是交谈中言及

娶媳妇的话题,还是诸如“我

已爱上了这个傻乎乎的同乡”

之类的抒情,无不透露出“我”

的母性情怀。从文本亦可推

断,“我”离家在外,对亲人的

思念不禁转化为对通讯员的

怜爱,通讯员内在的质朴又不

断催生着“我”的亲和感。“我”

明反应速度之快,既是猝不及

防,也意味着通讯员的心中正

流淌着青春的遐想。小说后文

述及“出了一身的汗”,更加印

证了生命自然生发、生长的况

味。小说在此突破了两道防

线:第一,革命事业与个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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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矛盾,事实证明,它们完

全可以和谐共存;第二,凸显

沉默者的青春意义。通讯员

看似内敛而愚钝,其实内心很

敏感、情感很丰富。然而,如

此新鲜活泼的对爱的向往,最

后却魂归大地。此外,通讯员

虽不善言辞,内在却细致而通

达。无论是前往包扎所路上

对“我”的等待,还是对新媳妇

的体恤、临行前留给“我”干硬

的馒头,均可照见其内心的温

暖。极其平凡的日常生活赋予

了一个青年火热的内心。在残

酷战争的缝隙里,人与人之间

的温情展现出了生命之美。

三、“新媳妇”:不言与不忍

之心

小说中,新媳妇最大的特

征莫过于前后的转变。正因为

这些变化,“军民鱼水深情”才

有了确凿的凭据。而仅仅停留

于此,文本中更为丰富的内涵

便在外围解读中削减了。新媳

妇与文本主题之间的关系,需

要细窥小说的各个关节点来判

断。新媳妇出场之前有个前

奏,也就是被通讯员反映“死

封建”、拒绝借被子。这样一

个被转述的事实无疑为新媳妇

的出场作了负面的铺垫。而后

来,新媳妇用自身的魅力化解

了这些负面评价。

首先,新媳妇长得好看。

小说没有大肆张扬,寥寥数语

就将一个青年女性的美好形

象推及台前,包括外在的美好

形象和初为人妇的别样韵致

两方面。其次,新媳妇一出场

“尽咬着嘴唇笑”“不作声”,此

处的笑,一来可以看作一种通

常意义上的情绪,这一点无疑

是显见的。隐见的内容则是

新媳妇只笑不答的原因。据

笔者推测,原因之一为新媳妇

性格腼腆,受传统文化影响,

不便与男性有过多交往;原因

之二为这个来自乡野的姑娘

本就不善辞令。从这一点来

看,新媳妇和通讯员之间具备

了某种天然的契合性,二人之

间的联系在无言的场景中搭

建起来。新媳妇的内心是通

透的,但又全然不同于性格外

向的现代女性,更多的是传统

乡土世界中女性的内秀。“讷

于言”在《论语》中被看作君子

的品行,小说中聚焦的自然是

这种古典效应。再次,通讯员

的一个疑问可作为解读新媳

妇的一条通道。同样是借被

子,通讯员和“我”说的是同样

的话,新媳妇却把被子借给了

后者,通讯员百思不得其解。

从时间先后来说,通讯员属于

先到者,因而新媳妇不具备思

考的余地,内外压力容易使其

回避借被子一事;从通讯员的

角度来看,交际的有限性加上

异性间的敏感,很可能因语气

的微妙差别产生错误的语用

效果。由此来看,不借被子反

而更具备可供探索的人性内

涵。

小说最后,新媳妇义无反

顾地献出了自己的被子。这不

仅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个仪

式,印有白色百合花的被子将

引领魂归天国的通讯员,在另

一个世界找到和平。

从人物设置及人物关系结

构来看,“军民鱼水深情”固可

看作《百合花》主题的一个分

支,但从人物个性及其联系性

的角度来看,这一概述具有局

限性。作者倾力塑造的三个人

物形象各具魅力,美的情境才

是读者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

小说人物与主题之间达成了一

种共生效应,三个美好生动的

人物形象展示的是战争的残酷

与和平的珍贵,教师应从这一

角度着重分析。

参考文献

[1][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政治无意识[M].王逢振,陈永国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60.

[2][英]伊丽莎白·莱特.拉康

与后女性主义[M].王文华译.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7.

[3][奥地利]弗洛伊德.性学

与爱情心理学[M].罗生译.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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