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4日发(作者：)

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SOUTHEASTASIANSTUDIES马来西亚对华关系背景分析：以马中建交过程为例王虎厦门361005）（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关键词］马来西亚对华关系；背景分析；层次分析；多元启发理论［摘要］本文以马来西亚和中国建交过程（1949—1974）为例，利用层次分析法和多元启发理论分析马来西亚对华关系的背景。本文首先分析了马来西亚独立前（1945—1957）笼罩在英中关系之下的马中关系，并把它作为分析马来西亚独立初期马中冲突关系的生态历史背景；接着分析马来西亚独立之初到20世纪60年代末马中对抗与冲突关系的深刻背景，揭示国际格局与国家安全利益对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影响；然后分析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马中和解与建交的背景，诠释国际格局的变化、国内形势的发展、关键领导人的个人素养等因素导致一国对外政策的变化；最后对马中关系的曲折发展过程进行了综合分析与总结。［中图分类号］D8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099（2011）04－0068－06AnalysisontheBackgroundsofMalaysia'sPolicytowardsChina：ACaseStudyontheProcessofReachingDiplomaticRelationbetweentheTwoNationsWangHu（CenterforSoutheastAsianStudies，XiamenUniversity，Xiamen361005，China）Keywords：Malaysia'sRelationswithChina；BackgroundAnalysis；LevelAnalysis；PoliheuristicTheoryAbstract：TakingtheprocessofestablishingdiplomaticrelationbetweenMalaysiaandChina（1949-1974）asanexample，thispaperanalyzesthebackgroundsofMalaysia'spolicytowardsChinabymeansoflevelanalysisandpo-liheuristictheory．Firstly，thispaperlooksbacktotheearlyMalay-ChinarelationsdominatedbytheBritain-Chinarelations，then，underthishistoricalbackground，itproceedstotheconfrontationandconflictsbetweenthetwona-tionsfromtheindependecyofMalaysiatothe1960s．Italsoexploresthebackgroundsunderwhichthetwostatesreachedarapprochementandestablishednormaldiplomaticrelationsfromthelate1960stotheearly1970s，andfi-nallyitconcludesbygivingarathercomprehensiveanalysisandsummarizationonthezigzagprocess．学术界对早期马来西亚①与中国关系的探讨多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一是把马中关系放在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关系之中来加以考察。如迈克尔·利弗（MichaelLeifer）就认为，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中叶，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态，这时期东南亚国家的对华关系可粗略地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国家，如越南、老挝、柬埔寨、［收稿日期］2011－03－09［作者简介］王虎，博士，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与马来西亚经贸关系历史、现状及趋势”（08JJDGJW255）。①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宣告在英联邦内正式独立；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沙巴及沙拉越加入，组成马来西亚联邦，国名为马来西亚（Malaysia）；新加坡于1965年退出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为了行文的方便，除直接引文和较固定的术语（如马来西亚共产党、英属马来亚殖民当局等等）外，本文都使用马来西亚这个名称。·68·

SOUTHEASTASIANSTUDIES缅甸等国；另一类是对中国持敌视或不友好态度的国家，他们大多是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如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1］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是英国的殖民地，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马中关系从属于英中关系。但这期间英属马来亚殖民当局所实施的对华政策，以及它对马来西亚政治局势发展方向的引导对日后的马中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早在二战结束前的1944年2月，英国就开始制定其战后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在远东地区殖民地与属地问题上，英国把日本、俄国、中国视为这个地区的潜在威胁；把美国、荷兰、法国、葡萄牙等［6］西方大国当作合作者。战后，英国在东南亚的统治摇摇欲坠，为了维。二是直接把马中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从马中外交关系以及马中经贸关系等具体维度来探讨。贾尼（）主编的文献类专著《中国与马来西［2］亚》和一些学者的论文主要探讨了马中外交关系①；新加坡学者黄朝翰（JohnWong）的《马来［3］西亚与中国贸易关系的政治经济研究》主要考察了1949年至1974年马中贸易关系，认为这期间的两国贸易关系是在两国缺乏正常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华侨华人研究学者也在其研究领域探讨了华侨华人因素对马中关系的影响。如庄国土的［4］《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就触及了侨务问题对外交关系和外交政策的影响。三是尝试用国际关系理论解释马来西亚独立之初的对华政策。如赵海立的论文《中马关系及其，就中马双方在身前景：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思考》份及其认同上的差异来诠释这一时期马中关系发展［5］曲折性的原因。本文认为马来西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马中建交（1949—1974）这一时期，其对华政策和对华关系其实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这需要仔细深入的研究。根据这一时期马来西亚对华关系的不同背景，本文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1957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马中关系从属于英中关系，但它对日后特别是马来西亚独立初期的对华政策有着深刻影响，它构成了马来西亚对华关系的生态历史背景；1957—1969年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马来西亚的对华关系表现为不信任与对抗；1969—1974年为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马来西亚的对华关系表现为寻求和解与建交。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对这三个阶段各自不同的复杂背景进行较全面的分析，然后用“多元启发”（Poliheuristic）理论对三个阶段的马中关系进行综合分析。护其在马来西亚的殖民统治，1946年，英国企图通过建立马来亚联邦，把马来西亚置于英国的直接管制之下；该计划失败后，英国又于1948年通过组建马来亚联合邦，重新加强了对马来西亚的控制。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东南亚的英殖民地当局对此非常担忧，并多次向英国政府建议阻止共产主义向东南亚蔓延。英国殖民政府认为在遏制共产党的扩张方面，马来西亚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东南亚的贫困、政治不稳定和民族主义运动是这个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温床，英国应该采取政治和经济措施加以防范。相比战后初期，1949—1957年英国对马来西亚的战略与相关政策更加清晰。英国在东南亚的首要目标就是尽量维护其在马来西亚的利益；另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积极寻求与美国合作，遏制共产［7］主义在东南亚的蔓延和发展。为此，英国提升了东南亚在冷战中的战略地位，认定中国是马来西亚的最大威胁，主张联合美国与其他国家共同构筑反共反华包围圈。在英国对东南亚的政策形成过程中，中国因素越来越成为其关注的核心，遏制中国的意图越来越明朗化，而这也决定了英属马来西亚殖民当局敌对的对华政策与立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冷战的阴影下，英属马来西亚政府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8］取敌对立场，反对新中国向马来西亚派驻领事，中断了与中国的联系，中马关系从属中英关系，进一英中关系下的马中关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7年马来西亚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独立。这期间，马来西亚入敌对、冲突期。在此背景下，英国1948年开始实行紧急状态，残酷镇压马来亚共产党，驱逐华侨华人回国②；实行严厉的移民政策，限制中国侨民：“Malaysia－ChinaRelations”，EconomicandPoliti-①对这一时期的马中关系进行探讨的论文不多，只有少数几篇，如HarishChandola1971），pp.1383－1384.潘一宁：《1957年以来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演变》，《东南亚学刊》，1996年7calWeekly，Vol.6，No.28（Jul.10，月号（总第15期）。000人以上。见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②据英属马来亚殖民政府公布的数字，1948—1953年被驱逐出境的华侨华人达到24，，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0页。系》·69·

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进出；限制华侨华人汇款到中国大陆等等。所有这些做法使马中关系蒙上阴影。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英国于1950年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开始了最终未能成功的中英建交谈判。朝鲜战争爆发后，全球冷战格局进一步深化，英国追随美国，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全面恶化。虽然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英恢复外交接触，并进入半外交关系时期，但在亚洲殖民地，英国坚持严厉防范中国共产党，遏制新中国，并采取一系列反共反华政策与措施。1954年9月英国和美国等国缔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这一条约与美日、美菲、美台等条约一起，在亚洲构筑起一条遏制中国的军事包围圈。英国与其亚洲殖民当局的对华政策似有矛盾，但本质是一致的，是英国对华政策的一体两面，反映了英国处处维护其海外利益的野心和企图。SOUTHEASTASIANSTUDIES亚施加压力并竭力反对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②。在战后冷战色彩明晰的国际环境下，新生的马来西亚选择了西方阵营，中马关系自然走向对立，这也正是东西方严重对抗的冷战格局在东南亚自然延伸的产物。从国内层面分析，马中关系最初的曲折发展受以下因素的影响。殖民遗产与亲西方势力强大。马来西亚政府决定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是马来西亚对殖民遗产的自然继承，同时也是马来西亚国内亲西方势力取得胜利的结果。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殖民政权被和平移交，代表马来民族利益的巫统在政治上取得优势地位，三大民族政党组成的联盟政府继承一系列殖民遗产：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政府的世俗性、对社会加以控制的立法，在外交政策方面则直接继承了英国殖民政府时代的对华政策。在马来西亚独立前，其国内存在两条外交路线的争论：是走独立自主的中立路线，还是一面倒亲西方的路线？后来以东姑·拉曼为首的亲西方派主导了马来西亚的对外政策，所以西方的意识形态影响着马来西亚独立之初的外交政策。独立前，东姑·拉曼决定与英国签署防卫条约，东姑还利用他个人威望迫使巫统内部支持英马建立军事同盟关系，引导国家走亲西方的道路［11］二马中无邦交、对抗与冲突关系的背景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电祝贺并予以承认，马中两国政府为建立邦交关系进行过外交努力，但终因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决定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告失败。之后的十多年，两国关系处于对抗与冲突之中①。从国际层面来分析，独立后的马来西亚对外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英美的影响。二战以后，英国的对华政策表现出两面性。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英国于1950年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又一直在台湾设有领事馆，与台湾维持较密切的准官方关系；为了维护英国在马来西亚的利益，英属马来亚政府又不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欢迎中国在马来西亚设立领事馆，不愿和中国有任何官方关系。独立后的马来西亚对华政策受美国的影响更深。马来西亚独立后，美国便积极实施拉拢和威逼政策［9］。对于马来西亚独立之初的领导人来说，马来西亚共产党是影响马来西亚政府外交政策的因素之一。马来西亚政府将马来西亚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使马来西亚陷入长期紧急状态这一内政问题，归咎于中国共产党对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支持。东，“如果邀请共产党中国参加独立姑·拉曼曾指出庆典，无疑是邀请了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因此，既不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邦交关系，也”不能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派代表参加庆典。［12］他的话完全视共产党为马来西亚国家安全的最大威，“假如我们的政府与共产主义国家胁。他还指出建立任何形式的外交关系，那么就会破坏人们的信”总之，马来西亚共产党是影响马来西心……。亚政府对华关系的内部因素之一。从社会层次来分析，独立后的马来西亚已经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马来［13］，一方面支持马来西亚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支持世界银行贷款给马来西亚以发展经济，1955—1959年，美国援助马来西亚的资金为2150［10］万元，其中开发贷款为2000万美元；另一方面，美国以马来西亚内部存在共产党势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东南亚的安全造成威胁为由，向马来西①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前后，两国关系更趋紧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承认马来西亚联邦，并在“印—马冲突”中支持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则提升与台湾“蒋介石政府”的实质性外交关系作为对抗。②美联社曾透露，美国在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之初向马来西亚施压，要求马来西亚不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该新闻遭到官方否。《否认美要求勿承认中国》，《星洲日报》，1957年8月24日，第9版。认，但人们从中仍然嗅出某种端倪·70·

SOUTHEASTASIANSTUDIES西亚的多元族群社会的格局已经基本确定，即形成了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三大族群为主的多元社会架构，其中马来人与华人两族人口最多。在1911—1945年的30多年中，一部分华人对中国充满深厚感情，内心激荡着爱国主义情感；另一方面，由于越来越多的华人后代在马来西亚出生，土生华人对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产生了第二故乡的认同，这种认同成为战后华人社会政治认同从中国向马来西亚转化的基础①。由于英国殖民政府长期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使得马来西亚各族群关系并不融洽，各族群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态和文化价值体系。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马来西亚各族人民基本不能享受政治权利，其中，华人在殖民政府：“大体中更毫无政治权利可言。布赛尔就曾指出上而言，南洋华侨从未掌握过政权，因此他们从未享受过政治权利。法律都是别人制定的，他们只有［14］”履行政府允许他们履行的职责。著名学者爱默生认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起，英国政府为了维持殖民统治，确立了“马来人保护政策”和不允［15］许华人享有与马来人相同的政治权利的原则。当英国人把政权和平移交给马来人后，马来人毫不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两国政府逐步认识到冲突与对抗不符合马中两国的长远利益，于是两国政府分别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进行了建交谈判，最终于1974年5月31日正式建交，两国的友好关系发展延续至今。从全球层面来看，世界格局与国家利益的交织是决定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安全战略是国家利益的重要保证。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使马来西亚和中国分别调整各自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首先，国际环境的变化影响了马来西亚的对外政策。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英国政府鉴于海外驻兵开支巨大，决定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前从新马撤军。1968年，英国正式宣布将在1971年以前撤出其部署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军队［17］。英国的这一决定对马来西亚的国家安全影响很大，进而影响其对外政策。长期依靠英国防卫力量的马来西亚此时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以适应没有英国人保护的巨大变化。而70年代初期中国与西方大国尤其是与美国关系的改善，在全球产生了激烈而深刻的震荡，原本同情中国或与中国无重大利益冲突的国家在摆脱美国反华政策的束缚后，迅速调整对华政策；原来与美英建立同盟或准同盟关系的一些国家，包括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需要相应调整各自的外交政策，以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调整，是其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结果。5·13”族群流血从国内层面来看，1969年“冲突后，马来西亚族群关系变得相当紧张，华人对马来西亚的政治前途倍感失望，一些不满政府政策的华人青年甚至投奔马来亚共产党，参加游击队；而马来人对马来族群的贫困、落后状况倍感焦虑，强烈要求改善经济与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马来西亚政府不得不调整其内外政策。为了解决国内的族群和社会矛盾，马来西亚政府一方面制订和实施新经济政策，进行社会和经济结构的重组，旨在以政府的干预与努力，提高马来族群的经济地位；另一方面，为了安抚华人社会，马来西亚政府于1973年终止执行驱逐令，放宽申请公民权的条件，允许马来西亚华人使用华文宣誓效忠。此外，马来西亚政府还通过相关法律及其他措施，抑制马来极端分子的言行，以免过分刺激华人社会。为了缓和犹豫地继承了这一殖民遗产并在宪法中进一步确立。面对一个人口数量和自己了“马来人优先地位”相差无几、且在经济上具有一定优势地位的华族，在马来人自身政治、经济优势地位尚未完全确立时，出于族群安全考虑，新生的马来西亚政府完全有理由回避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回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交问题。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族群关系虽然属于马来西亚的内政问题，但其又与马来西亚的对外政策密切联系，从而影响外交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马来西亚政府将华侨华人问题同马来西亚和中国建交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如果马来西亚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则会使中国插手马来西亚内部的华人事务，干涉马来西亚内［16］政，影响马来西亚的安全。三马中和解与建交背景马中关系的第三个阶段是1969年至1974年。在国际、国内环境出现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马中①王庚武根据华人与中国关系的亲疏程度将东南亚的华人分为A、B、C（或甲、乙、丙）三种类型，即主要关心中国国家政治与国际后果的；关心所在地区政治；被牵入非华人统治集团的政治（不论是土著的还是殖民地的，抑或民族主义的）三大类人。见王庚武所著《东南亚与华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第155－192页。·71·

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国内矛盾，马来西亚政府需要调整其外交政策，寻求改善与世界各国的关系，而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则是马来西亚的一项重要战略行动。中立化外交政策的提出就是马来西亚在外交政策上的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政策调整。在1970年不结盟会议上，时任副总理的拉扎克阐述了马来西：“如今两大阵营间关系缓亚的外交政策和原则和，不结盟团体的重要责任是确保大国的利益不会——我在这里指出，如果遵守以中小国家为代价。—共存的原则和不结盟的基本理念，不结盟国家将在尊重国家独立与完整的基础上在努力促使国际关系和谐方面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承担起独特的责［18］”任。中立化政策是建立在和平共存的原则基础上的一项国际关系原则，它和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精神相一致。中立化政策的提出，很快赢得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结盟国家的欢迎。此时马来西亚和平共存主张与昔时的一边倒亲西方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马来西亚外交原则的重大转变。在新的外交原则的指导下，马来西亚在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表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在中立化与不结盟政策下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表现出发展中国家的特性；二是抛开意识形态的束缚，以国家利益为重，发挥小国外交活力，发展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①，拓展马来西亚的国际生存空间。在此背景下，改变对华政策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马来西亚对外决策的新亮点。从个体层面来分析，阿卜杜勒·拉扎克总理本人务实求真的作风在改变马来西亚对华关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常常包含着主要领导人的独特政治理念与作风。阿卜杜勒·拉扎克是一个相对务实并注重实干的有坚强信念、勇气和胆略的领导人。他在国际上实行中立化政策，不再以英美马首是瞻；在国内实行新经济政策，重组马来西亚经济和社会结构。这些都反映出阿卜杜勒·拉扎克总理是一个以国家和人民实际利益为依归的领导人。拉扎克总理依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积极调整对华政策，使马中关系突破冷战格局中的激进、零和思维局限，推动两国关系走向正轨。可以说，拉扎克总理在中马建交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②。①SOUTHEASTASIANSTUDIES四综合分析马来西亚的对华关系真正开始于1957年，在1957年至1974年这17年间，马来西亚的对华关系经历了从1957—1968年的对抗到1969—1974年的和解与建交的巨大转变。马来西亚对华关系的背景是复杂多变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背景造就其对华关系的不同形态，两国关系背景的根本转变是马来西亚对华关系发生巨大转变的根本原因。从战后到马来西亚独立这12年里，英国殖民政府镇压马来亚共产党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及实施的紧急状态，使马来西亚深深地卷入西方反共产主义的冷战漩涡中，难以自我解脱，这使得反共、抑华思想在马来西亚特别是马来民族主义者中根深蒂固。英国的殖民统治对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作为生态历史因素左右了马来西亚独立初期的对华关系。制约马来西亚对华关系发展的诸因素中，马来西亚的国内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居于首位。根据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多元启发”理论，决策者在认知阶段采用的是基于维度（decision－based）原则和非补偿性（non－compensatory）原则。前者指决策者会放弃在关键维度（一般为政治维度）上不符合最低标准的方案，后者指重要维度上的低效用不能用其他维度上的高效用来补偿［19］。对于马来西亚领导人来说，取得国家独立和确保民族安全的初始阶段决定了政治因素高于其他因素，如果当时马上与中国建交，其政治上的损失将是巨大的。这不仅和全盘接收过来的殖民遗产背道而驰，更为重要的是在英美的利诱和威逼下，其新生政权的安全和生存环境将受到严重威胁，而和中国建交是无法补偿这一损失的；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期，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国际局势发生很大变化，马来西亚政权基本牢固，中立化的外交政策已经为自己争取了国际生存空间，和中国建交不仅会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也有助于解决国内种种矛盾。马来西亚于20世纪60年代末先与苏联建立官方联系，并开放民间往来；70年代初期相继与蒙古、北朝鲜、东德、越南建立了外。交关系②1971年5月，马来西亚政府派出以东姑·拉扎利为首的贸易代表团参加广交会，并访问北京。拉扎利系拉扎克总理的亲信，他向中方转达了拉扎克的口信，说中马建交时机已到，建交的三个步骤是：（1）通过民间往来，增加相互了解；（2）发展两国贸易；（3）正式建交。5月15日，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会见了该团。在接待该团时，中国政府开始正式使用马来西亚国名，并公开见诸报端，表明中国对马来西亚的实际承认。应周总理邀请，1974年5月28日至6月2日，拉扎克总理访华。尽管当时周总理已身患重病，仍在28日晚主持了欢迎宴会，并于29日同拉扎克进行了会谈。29日，毛泽东主席会见了拉扎克。5月31日，周总理和拉扎克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公报所涉及的内容是原则性的，是双方妥协与宽容、相互尊重与谅解的产物，为马中关系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大方向，马来西亚成为东盟第一个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国家。·72·

SOUTHEASTASIANSTUDIES在影响马来西亚独立初期对华关系的国际因素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美英因素。战后美国开始主导东南亚的政治格局，英国则是美国牢固的同盟，他们的出发点都是自身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从东西方阵营的全球争夺这一视角来看待马来西亚国内的政治走向的，英国更多的是维护自己在马来西亚的利益，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要确保独立后的马来西亚成为西方的盟友。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的改善，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英国对马来西亚影响力的下降，马来西亚自身国际空间的拓展等等，都成为促使马来西亚改善对华关系的有利因素。华人因素是马来西亚对华关系中需要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同时，华人因素是马来西亚对华关系诸因素中最难评估的因素，因为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本身是分裂的，不同集团的华人对马来西亚对华关系所起的作用或许不同。在马来西亚独立之初，华人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48%左右，加上华人已有的经济地位，以及部分华人与【注［1］MichaelLeifer，n，Australia，1974，pp.82－83.［2］，ed.，ChinaandMalaysia，1949－：RadiantPublishers，1984.［3］JohnWong，ThepoliticalEconomyofMalaysia'ore：NationalSingaporeUniversity，1974.［4］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5］赵海立：《中马关系及其前景：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思考［6］RaffiGregorian，TheBritishArmy，theGurkhas，andtheColdWarStrategyintheFarEast，1947－k：PalgravePress，2002.p.24.［7］TilmanRemme，BritainandRegionalCooperationinSoutheastAsia，1945－regorian，TheBritishArmy，theGurkhas，andtheColdWarStrategyintheFar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中国的紧密关系，马来西亚政府在决定成为美国盟友的时候必然将华人因素与其对华关系联系起来。这是出于民族安全的考量。而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马来人优先地位得到法律保障的情况下，华人因素不再是民族安全之威胁，相反，有些华侨华人问题只有和中国合作或达成共识才能解决。结语马中的建交过程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克服困难的过程，马来西亚对华关系从对抗到和解并建交的变化过程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尽管两国的建交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毕竟马中关系的航程已经启动，并且已发展为如今全方位的友好关系。本文揭示马来西亚对华关系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负面和正面背景因素，只是历史研究中的一种求真求实的探索，既不是否认也不是歌颂两国关系缔造者的历史功绩。在本文结束时，特此予以说明。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第214－215页。《美官亚》》，《南洋商报》1957年1月9日，第方表示可能财政援马9版。［11］namuttu，TheDilemmaofIndependence：TwodecadesofMalaysia'sForeignPolicy1957－.23－24．［12］《东姑·拉曼函文良港巫统支部拒绝邀请共党国，家参加本邦独立庆典除非马来亚共产党停止袭击战争》《星洲日报》，1957年3月24日，第9版。［13］同［11］，pp.23－26.［14］〈英〉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第2－3期。［15］Emerson，，AStudyinDirectandIndirectandIndirectRule，UniversityofMalayPress，KualaLumpur，pp.174－175.［16］《马来八月独大典不邀中共参加》，（香港），1957年1月20日，第2版。洲日报》［17］MatthewJones，“ADecisionDelayed：Britain'sWith-drawalfromSoutheastAsiaReconsidered，1961－hHistoricalReview，June2002.p.1.［18］MinistryofForeignAffairsMalaysia，ForeignAffairsMalaysia，No.3，1970.p.16.［19］韩召颖、袁维杰：《对外政策分析中的多元启发》，《外交评论》2007年第6期。理论《星1947－k：PalgravePress，.115East，－116.［8］同［2］，pp.8－9.［9］《引述西方政界人士称，美国将在最近将来增加其在》，《星洲日报》1957年7月1日，第9版。马来亚之势力［10］〈美〉鲁赛尔·法菲尔德：《美国政策中的东南【责任编辑：王·73·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