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9日发(作者：100块钱的智能手机)

三星堆与文明起源

三星堆为什么在四川？又为什么被历史遗忘？就手头的文献，大胆假设其来自印度，并从属于最早的国际贸易体系。由此还能引发对文明起源的反思。

突兀的文明

四川盆地号为天府，但发展的潜力在中国只能属于中上，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各自的资源总量有过而无不及，四川最严重的问题是交通闭塞，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 中写道：“如果其它地理因素相同，人类进步的关键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

如果按一些学者的观点，三星堆是由古蜀人所创，或者受夏 的影响发生，再或者与彝族存在联系，那为什么其它地区远古也有很多民族，发展潜力相当甚至更大，更容易进入，同时期却没有同等的成就？或者确实还有过几个三星堆，但都完全“失落”了？以中国历史和考古/盗墓学的高度，可能性很小。

三星堆的存亡和缘起一样奇异。已知大部分文明都具有可观的扩散和传承力量。“……亚述人及其后的巴比伦加勒底人自命为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古代文化的保护者。这是他们引以为豪的角色。”<诗经•大雅•文王>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表示周人历史悠久，又接替了商朝的“天命”。

但目前没有发现三星堆曾影响邻近的关中及长江中游地区，而夏商周三代都在关中豫西一带活动，居然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四川盆地内的“旧邦”也没有继承其天命。如此发达的文明，连存在的事实都不见史料。公元前841年开始中国就有确切历史记年，可见史学之发达，此时三星堆才衰亡约150年。

甚至技术遗产都没有留下。以三星堆青铜技术的高度，完全能制作基本的青铜工具，并以之加工其它工具。技术远要比文明容易保存和传播。三星堆与夏和商同期，如果青铜技术体系在长江领域的普及不晚于黄河，为什么中国南方的农业产量直到唐朝，而不是早一千年就超过北方？

大陆东西

第一个问题同样适用于商文明，为什么兴起于暴虐的黄河，而不是中国第一大河长江，或水量6倍于黄河的珠江。就是在黄河流域，下游的华北平原也要比黄土高原更富饶和开放。如果按汤因比(Amold e)的理论：自然的挑战催生文明，平原并非没有挑战，青藏高原最为严酷，又该如何界定高低的限度？

更合理的解释，是将可接近性放到整个欧亚大陆加北非考察，这片广阔的土地由北方的大草原和周边欧洲、中东、印度、中国的大平原，共五个具有重大历史和战略意义的地区组成。中国地处最东，西北南三个方向，在整个古代，都是通过大草原与其它大平原交通最便利。

具体路线则从中亚经河西走廊进入关中，后来即为丝绸之路和取经之路。游牧民族相对落后，农业文明又无法在横亘万里的大草原生存，所以大草原提供的可接近性主要是以牧人为中介，与其他大平原交流技术，而非直接的文明对话。对商而言，这种可接近性的优势甚至足以弥补其它地理因素的巨大差距。

“公认的看法，商人是一小群蒙古种人，兴起于西北大草原，他们通过间接的途径掌握了中东冶铸青铜和制造战车的技术，然后利用这些技术带来的军事优势侵入华北……商人用新技术丰富了当地的文化，最终又为当地文化所同化，使中国人的传统毫不间断地流传下去……在以后数千年中重演过多次。”

据吴于廑和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以下简称<世界史>)，疑似夏的二里头文化经测定C14，存在于约公元前1900-1600年，按堆积层次和出土文物分为四期。一二期极少铜器，三四期则不仅出现了青铜工具，还有青铜武器和礼器。

非常奇怪地是，“青铜器中有爵和铃这样的空心容器，需有内外二范合起来才能铸造，这种铸造技术不大可能出现于青铜器铸造的最初阶段”，但“出现的铜器数量还不多，器物的形制还比较原始，又不像有了长期的青铜铸造经验的积累。”

美洲的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都建立了进贡网络。但阿兹特克人允许附庸“完全地自治”，还热衷于捕捉战俘进行人祭，并非像传统观点认为地充当奴隶。而西班牙只出动180人、27匹马和2门火炮就摧毁了更强大，被认为“有史以来世界上最成功的极权主义国家之一”的印加帝国。实际上都还是部落联盟。

这就反映了正确的顺序：氏族网络先于国家。其次，“印第安人不会冶炼矿石，尽管他们也使用金属，但几乎只用于装饰目的”，验证了进贡模式离不开却不能产生青铜技术的判断。但国内的教科书却记述西班牙人来到时，美洲已独立发展出青铜技术。鉴于国内教科书源自苏联，本文最终取信<全球通史>的说法。

进贡模式不能独立发展出青铜技术，可能有这样几个理由：商业模式中手工业的利润，换在进贡模式中都成为贡物，也就是说，没有研发的资金和动力。商业网络能更方便地帮助手工业者，收集各种矿石进行试验。进贡模式中消费者的数量和需求的差异性，随之而来对手工业研发的激励也更小。

征服者虽然重视发展军事技术，但限于应用研究的精益求精，没有耐心进行基础研究。阿兹特克人的“刀刃用燧石磨制而成，因此极其锋利……另外，还有极好的弓箭、单头和双头长枪，专门发射圆石的皮条和一种大盾牌。盾牌结构非常精巧，不用时可以卷起来……”却没能造出哪怕一把青铜小刀。

印第安人将金属“用于装饰目的”，显然金属的光泽较其它材质更为美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也许正是两河流域的消费者同样的需求，激励手工业者熔炼和混合各种金属，研发更精美的饰品。某个伟大又幸运的工匠最终创造出铜锡合金，就此开启人类的财富和灾难。

“1500年时，美洲大陆刚刚进入埃及和两河流域早在约公元前2500年就已达到的文明阶段”，似乎没有西班牙人入侵，美洲文明将继续前进。但也许早已达到极限，玛雅人发达的艺术和阿兹特克人的嗜血，更像因经济和技术无法突破而畸形发展。还是因为可接近性，美洲远离欧亚大陆的文明中心。

美洲内部也相互隔绝。特别是欧亚大陆及其山脉多呈东西走向，与降水线，从而平原和草原的走向相近，而美洲及其山脉多呈南北走向，连续的平原和草原要小地多。印第安人只驯化了美洲驼和羊驼，既没有分化出畜牧业和农业，也不能运载重物，包括商品。没有商业，也就发展不出青铜技术和高度的文明。

综合上述分析，进贡文明前必有商业文明输出技术，反之商业文明输出技术，总能催生出进贡文明。两河流域和埃及，希腊和罗马、雅典和斯巴达、英国和德国、美国和苏联，这种二元对立不断重演。尽管在古代，除了希波战争，进贡文明都胜利了，但最终，所有进贡文明都因为经济停滞和过度压榨而灭亡。

神权早于王权也是因为商业文明早于进贡文明。最早的经济中心与宗教中心重合，先由祭司代表神意，然后是征服者用武力保证契约的执行。此神非彼神，在进贡模式中却是王权早于神权，宗教的作用就是为榨取贡物辩护，“……埃及没有任何两河流域式的法典。法老作为神王，其权力亦神化，他的话就是法律。”

第三种模式

欧洲和印度，还有中国的四川盆地，都走向第三种模式：被纳入中东的贸易体系，而抑制了本土文明的起源。

克里特的“地理位置对贸易极为理想”。此贸易非彼贸易，两河流域的城邦是经济中心，帮助本土居民互通有无。但移民带到克里特的不止是新技术，还有贸易的知识和中东故土的联系。很自然，克里特会充当两河城邦和埃及王朝的代理商，而非本土的经济中心。其中又以两河城邦的业务居多。

地理位置也决定这种贸易角色。经济中心应当有一定的腹地，不用说两河流域，地中海后起的雅典和罗马也位于半岛，克里特却只有8000多平方公里。从该地到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的距离，和巴林分别到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接近，同为岛屿，很可能也是中转站。此外，这也许就是当时海运的平均续航里程。

印度河下游同样“地理位置对贸易极为理想”。城市屡经洪水摧毁而原地重建，是因为接近港口。而如果要充当本土经济中心，需要迁移到印度河中游，甚至是更富饶的恒河流域。贸易角色也如出一辙：从印度河吸起财富，经巴林的管道注入两河流域。

停滞就更加明显，只能简单地扩大数量，以“有条不紊的组织”延伸至每边长约1600公里三

角形的地域。早在英国人之前约4000年，中东就成立了东印度公司。更早在克里特成立地中海公司。这种由贸易和商队构成的公司计划经济，比埃及由进贡和军队构成的国家计划经济要温和，效率却有过而无不及。

克里特是个岛，并且海军强大，但印度河的城市位于大陆，居然也不设防。宗教之说仍然不可信，圣徒永远是少数人。很可能吸取两河流域屡遭牧人侵略的教训，严格封锁青铜技术，如同后来的赫梯帝国封锁冶铁技术。本土居民既分散，又只能武装木棍和石头，也就不足为患，更无法发展埃及式的进贡文明。

还是因为可接近性。埃及最近，在两河流域能封锁技术和派出移民前，就学会铸造青铜，发展出强大的进贡文明。中国的黄河流域最远，只能传播技术，促进其独立进化，而无法移民和通商。欧洲和印度到中东的距离介于两者之间，商业和进贡模式都不可能。这也是商业文明阻止周边地区复制其模式的第二种机制。

参考克里特的晚期历史，也许能给印度河文明的衰亡提出某种新的假说。如果该文明确实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就“足以说明分布在那么广阔土地上的城市为何一起衰亡。”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本土或入侵印度的民族在商业上构成威胁，那就只能到代理贸易的上游去寻找原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据<世界史>，“在两河流域(特别是乌尔)遗址发现有印度河流域的或印度河流域式的印章”，很可能乌尔就是印度河文明的母邦和甲方，印章如同明代朝贡贸易中的堪合，是特许权的信物。约公元前2000年，乌尔第三王朝为外族所灭，之后两河流域南部陷入混战。几乎同时，印度河文明就走到了尽头。

综合上述分析，就动摇了克里特和印度河作为独立文明的地位。虽然二者在地理上属于一个大文明区，风俗和艺术也有独到之处，学者对文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有两个相当有力的理由：首先，经济上缺乏独立性。此后兴起于希腊半岛的商业文明、恒河流域的进贡文明，都不用外部持续地输入资源。

更重要地是，缺乏成长性。历史给予中东的移民约1000年的发展时间，不亚于中东和中国的发展空间。但克里特始终局促一隅，印度河“实际上静止不变”。中东和中国能在游牧民族猛烈的入侵浪潮中幸存，不仅是够大，还善于学习。他们却无奈地衰亡了，印度河文明甚至没有等到牧民来攻击。

如果本文的假说成立，并执行严格的标准，青铜文明就只有三个：中东的两河流域、埃及和中国的商(或夏)，而克里特和印度河都降为两河流域文明的分支，欧洲和印度要等到冶铁技术传入，本土文明才起源。再加上中国的三星堆，共三个分支。两河流域还向埃及和商提供了基础技术，当之无愧为元文明。

猜想三星堆

三星堆遗址还有待发掘，手头的资料就更简略，只能参考克里特和印度河文明(在上述假说尚未得到证实和认可前，仍然沿袭旧称)尽量合理地猜想。

虽然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被印度大沙漠相隔，考古发现，印度河文明的疆域东至朱木拿河上游，朱木拿河是恒河最大的支流，恒河水系普遍通航，也就是说商队能顺流而下，较容易地进入恒河三角洲。这里距四川盆地的直线距离已经只有约1000公里，虽然沿途都是崇山峻岭。

印度河文明随即在这块富饶的平原上建立商站，或者定时来采购特产。同期也有零星的蜀锦通过山地居民多次转手，可能是连串的随机贸易，甚至已经形成一定的惯例，到达恒河流域。某时某地，最终相遇。商人的直觉，这种精美的饰品运到中东，达官贵人们一定重金以求，结果正是如此。

山民充当中介的贸易，很快就不能满足中东市场暴涨的需求。有必要和丝绸产地直接通商，印度河文明正擅长于公司计划经济，于是精心准备一次伟大的远征。在山民向导下，艰难穿越连绵的群山，甚至可能多次无功而返，约公元前2500年的一天，两河流域的后人踏上了四川美丽而富饶的土地。 首航成功后，大规模的移民携带物资，抵达湔江沿岸，即后来的三星堆遗址建立商站。这里接近产丝农人，还能利用长江水系运输。不同于地中海和东印度公司经营多种商品，三星堆专卖丝绸，只有这种轻而贵的大宗消耗品，在扣除四川经印度到中东如此昂贵的运输成本后，还能获得暴利。

1498年葡萄牙人到达印度时，没有能交换香料的商品，4000年前的三星堆商人也必须解决同样的问题。本土商业发展有限，产丝农人可能不接受贵金属。据报道三星堆遗址已出土5000多枚印度洋的贝壳，贝壳轻而美观，易于计算，充当过货币，可就近在恒河入海口采集，很可能就是用这类商品来购买丝绸。

建立低成本、高效率的物流是更艰巨的任务。最难走地是从四川到恒河流域的山路。考古证实，印度河文明驯养牛和驴，但不能断定驯养马。那么这段物流只能依赖人力或者驴的畜力。等到进入恒河流域就轻松地多，可逆流而上，或者出海，在斯里兰卡岛中转，环绕印度到达印度河的港口，再转运中东。

2005年，在四川邛崃市平乐镇骑龙山，发现了秦汉“蜀身毒道”的遗址，可从四川通往古称身毒的印度，据史料由灵关道、五尺道、黔中古道、永昌道组成。到唐宋时，这一地区兴起茶马古道，主要以内地的茶交换边疆的马。显然茶和香料也具有丝绸同样的贸易特点，而马是一种自己会走路的商品。

整体的地质数千年内变化甚微，如果三星堆也建有通往印度的物流，应该与这两条古道重合，甚至就是“蜀身毒道”的前身。茶马古道沿途出土大量刻有“巴蜀图语”的印章，不知相关研究者是否和印度河的印章进行过对比。可惜手头缺乏两条古道的资料，也没有机会实地考察，不能援引来推测三星堆物流的设置。

还能提供参考地是，在朝鲜战争初期的运动战中，中国志愿军屡屡重创美军，但通常只能保持约一周的攻势，因为缺乏本地给养和运输工具，一周就是人力携带全部物资行进的极限。现在保持给养的份量不变，将士兵的武器换成等重的丝绸，也可以认为一周是三星堆商队不间断运输的极限。

一个成年人的步行速度大约每小时3-5公里，山地崎岖难行，则取下限3公里，假设一天步

行8小时约24公里，一周约170公里。再考虑到风雨、伤病等突发情况，三星堆物流大约每延伸150公里需要建立一处补给点。最可行的方式，是和附近的本土居民签订协议，长期供应饮食。

那么加上长江水系的便利，6至8周内，行进约1000至1300公里，就能到达恒河流域。此外，出于安全和效率的考虑，还可能建立克里特和巴林式的大型中转站。目前抚仙湖水下古城正在考察中，据估计年代早于汉，有形似金字塔的建筑。抚仙湖位于云南中部的玉溪市，分别到三星堆和恒河流域的直线距离相近。

现在试回答本文的第二个问题。同样的模式，克里特和印度河高度发达又停滞不前，三星堆也不会例外。人口较少，活动范围限于丝绸产地，所以不为黄河流域的文明所知。这一时期，周边出现名为蚕丛的部落，显示较高的专业化，前提是存在可观的外部市场。同样抑制了本土文明的发展，但只限于四川盆地。

未能传播青铜技术，因为三星堆的经济并不需要青铜工具。出土的青铜器多用于祭祀，符合中东浓厚的宗教传统。很多大型祭器不太可能从印度运来，而是本地生产，也只需要派来少量精通铸造的工匠，一旦撤回或者死亡，青铜技术就此失传。当然也可能为安全计，有意地封锁技术。

还有两个时间差需要解释。印度河文明约公元前1750年衰亡后，三星堆仍然存续了数百年之久。也许印度河文明仍有残余，或者本土商人终于能出头。再过两个世纪，印欧人大批入侵，在恒河流域建立列国，提供了距离更近的市场，以及发达的商业，转销丝绸到中东和欧洲。

而结局很可能如同克里特，青铜技术还是逐渐从北方传入四川盆地，本土氏族最终联合，并掌握贸易的知识，和恒河流域接上头。又一次本土企业战胜了外企，可能还劫掠了这座富庶的城市。公元前129年张骞在中亚见到筇竹杖和蜀锦，都是经手本土商人，三星堆早已在约公元前1000年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