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5日发(作者：)

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作者：高新伟 张晓艺

来源：《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06期

摘要：以2008—2018年沪深A股新能源上市企业为样本，从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两个层

面探究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的

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创新数量的增加，而非创新质量的提升;研发资金投入在税收优惠促进新

能源企业提高创新绩效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而研发人力投入没有起到中介作用。进一步研

究表明：税收优惠对非国有新能源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强于国有新能源企业;税收优惠对

不同新能源行业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不同;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和完善的法治环境有利于发挥

税收优惠政策的创新激励作用。为提高新能源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创新激励效果，建议以高质

量创新为导向完善减税政策;注重引导企业增加研发资金与人力资本投入;结合企业产权性质、

所属行业、制度环境等因素制定减税措施。

关键词：新能源企业;税收优惠;创新绩效;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0）06-0001-10

一、引言

技术创新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尤其在能源与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技术

创新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驱动作用日益明显。自2006年1月1日《可再生能源法》实施以

来，中国新能源产业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升，但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及设备仍依靠进口，亟

需通过自主创新摆脱对外技术依赖。[1]而新能源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高成本、高风险和长周

期等特征，其创新成果在技术进步、环境保护和能源安全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加之新

能源本身产业技术与需求市场不成熟，这均会挫伤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因此，需要政府予以扶

持。

税收优惠是政府引导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手段。[2-4]相较于政府补贴，它在市场干

预、成本管理、公平程度等方面具有优势。[5]现阶段新能源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分为税基式优

惠、税率式优惠和税额式优惠三类，主要优惠税种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进口关税，具体

方式涉及加计扣除、加速折旧、税率优惠、免征、即征即退、先征后退、减税。因此，探究税

收优惠政策是否产生了预期的创新效应，对于优化税收优惠政策，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

已有文献集中于从研发投入、专利数等创新绩效的数量层面探究税收优惠的创新效应，主

要有三种结论。其一，正向影响。李维安等[6]以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税收优惠对

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正向激励作用;Yang等[7]、lvarez-Ayuso等[8]以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 发现

减税能够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其二，负向或无明显影响。张济建等[9]以高新技术企业的

高层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为调研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发现R&D税收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无实

质性影响;胡凯等[10]以中国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倾向评分匹配法研究发现R&D税收激励不

能直接促进企业增加研发产出。其三，税收优惠强度存在最适区间，激励过度或偏弱均不利于

企业技术创新。[11，12]此外，因新能源产业起步较晚，只有少量文献以新能源企业为研究对

象，研究视角同样侧重于创新数量层面。如王天驰等[13]基于风电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

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要强于补贴和金融支持。然而，杨亭亭等[14]认为仅从研

发投入、专利数等“量”的层面测度企业的创新绩效有失公允。部分企业为迎合产业政策要求，

获得政府扶持，可能通过增加创新数量粉饰其创新能力，而实质上创新质量并未得以提升。

[15]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仅有少量文献分析了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机制，指出所得税减免、研发

加计扣除税收减免可以增加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进而激励其创新产出。[16]与此同时，

考虑到政策的实施主体和落实环境，较多文献试图从企业、行业、制度环境维度阐述政策效果

不一致的原因。在企业维度，税收优惠对不同产权性质、规模的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不同。

[16，17]在行业维度，王彦超等[18]研究表明税收优惠对具有高创新敏感度特征的特殊行业的

激励强度要大于其他行业。在制度环境维度，中国区域制度环境差异明显，良好的制度环境有

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19，20]

综上所述，就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而言，虽然既有理论研究较为丰富，但也有

待完善之处：（1）鲜有研究以新能源企业为对象，税收优惠对其创新激励效果有待评估。

（2）已有文献主要关注创新绩效的数量层面，较少从质量层面探究二者的关系。（3）多数文

献仅探究了二者的直接关系，忽视了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机制。另外，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企

业、行业、制度环境特征是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税收优惠政策设计与落实的重要因素，有必要

将其纳入研究范畴，以全面分析新能源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创新效应。鉴于此，本文以沪深A

股新能源上市企业为样本，从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两个层面，探究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

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基于企业、行业、制度环境维度剖析政策效果的异质性，以期为有

效完善新能源产业税收优惠政策提供參考。需要说明的是：在企业维度，主要考察了与创新关

系密切的产权性质特征;在行业维度，新能源产业能源类型差异明显，故将企业所属新能源行

业差异纳入分析;在制度环境维度，主要从市场化程度和法治化水平两方面展开讨论。[11]

以新能源企业为研究对象，更具行业针对性。（2）将创新绩效划分为创新数量和创新质

量，系统探究了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作用机制及影响效果的异质性，为完善新能源产业税收

优惠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论分析

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存在知识和技术外溢效应，其创新成果易被其他企业模仿

或复制，致使创新主体的私人收益低于社会收益，挫伤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积极性。[5]税收

优惠作为政府弥补技术创新正外部性的有效手段，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和较低的寻租风险。它可

以通过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或增加税后收益等方式，补偿企业的私人收益，从而纠正技术创新

的正外部性，引导和激励企业从事创新活动。

创新数量层面，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税收优惠能够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4，

5]、新产品销售收入[16]及专利数[17]等。其中，专利数能够客观地反映企业的创新产出和技

术进步[21]，是最常用的创新数量测度指标。如张信东等[22]研究发现享有R&D税收优惠政策

的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数量要显著高于未享有的上市公司。白旭云等[23]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专

利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李香菊等[24]认为税收激励可有效促进企业的专利产出，并在分

组回归中发现税收优惠有利于新能源企业增加专利申请数。税收优惠对创新数量的激励效应主

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可以降低研发成本和风险。创新活动高成本、高风险特征明显，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加速折旧等政策可以降低研发成本，分散创新风险，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其

二，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技术创新活动需要高额的资金投入，所得税税率降低、增值税即

征即退等政策可减少企业现金流出，提高内源融资能力。此外，获得减税资格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企业信用评级良好，有利于企业吸引风险投资机构注资，拓宽外源融资渠道，缓解企业创

新的融资约束。

创新质量层面，虽然中国近年来新能源专利申请数量增长快速，但专利质量参差不齐。发

明专利新颖性和创造性较强，审查流程严格，从申请、公开到授权的时间较长，能反映出企业

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可代表高质量创新;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即非发明专利的

创新性较弱，不存在实质审查阶段，可代表低质量创新。[23，25]黎文靖等[26]研究发现受产

业政策激励的企业，专利申请数、非发明专利申请数显著增加，但发明专利申请数没有明显变

化，这表明選择性产业政策下企业为“寻扶持”追求创新数量而忽略高质量创新。不同创新质量

水平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相比于低质量创新，高质量创新需要充

足且持续的资金支持、技术能力较强的研发团队以及风险承担倾向较高的领导者。[23]而新能

源企业前期需要投入较高的建设成本，加之新能源技术与需求市场不成熟，致使企业可能缺乏

资金基础和动力从事高质量创新活动。其二，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税收优惠可能诱发道德风

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为迎合政府监管和产业政策的要求，获得减税资格或增加减税力度，企业

会倾向于难度低和周期短的创新活动，最终研发成果多为非发明专利。例如，《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管理办法》对企业Ⅰ类（包括发明专利）和Ⅱ类知识产权（包括非发明专利）的赋分值虽

然有所区别，但企业可以通过增加非发明专利提高被认定的几率，来获得所得税优惠。基于上

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a：税收优惠有利于新能源企业提高创新数量。

假设1b：相比于高质量创新，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低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二）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分析

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增加，均需要研发投入的支持，而研发投入包括研发资金投入和研

发人力投入。

在研发资金投入层面：一方面，所得税税率优惠、增值税即征即退等政策会直接增加企业

的税后收益，使其有较为充裕的资金购置研发设备和材料等，提高其创新绩效;另一方面，所

得税税前扣除、加速折旧等政策会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激励企业增加研发资金投入，以提高

其创新绩效。

在研发人力投入层面：一方面，企业获得减税资格，有利于提高信用评级，从而吸引科研

人才流入，提高创新绩效;另一方面，税收优惠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增加企业可支

配收入，诱导企业通过提高薪酬或增加教育培训等方式吸引更多的研发人才，从而提高其创新

绩效。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2和研究假设3：

假设2a：研发资金投入在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数量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2b：研发资金投入在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3a：研发人力投入在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数量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3b：研发人力投入在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三）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1.企业产权性质差异

产权性质与企业创新活动关系密切。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其创新动机与创新行为不同。

一方面，由于长期依赖行政保护和资源垄断，国有企业的创新倾向较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下，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创新动机与需求更为强烈，更重视资源利用效率，有利于

发挥税收优惠的创新引导功能。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和政府关系密切，拥有较多的融资渠道和

丰富的创新资源，而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相对狭窄，创新活动易受资金和人才等资源的约

束。因此，非国有企业获取税收优惠的需求更为迫切，具有较高的政策敏感度。[18]通过上述

分析，提出研究假设4：

假设4a：相比于国有新能源企业，税收优惠对非国有新能源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效果更

强。

假设4b：相比于国有新能源企业，税收优惠对非国有新能源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效果更

强。

2.所属新能源行业差异

新能源包括光伏、风电、核电等。一方面，我国新能源产业整体发展较快，但不同行业发

展水平差异明显。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来看，光伏、风电行业正逐步走向成熟，而地热能、生

物质能等行业尚处于初创期。在“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的发展过程中，企业面临

着不同的市场竞争、创新风险，形成不同的创新战略[27-29]，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敏感性不同

[24]。另一方面，新能源领域的税收优惠政策具有行业差异。例如，光伏发电产品增值税即征

即退50%，核力发电企业增值税先征后退，生物质能电力产品按原料类别减征相应的增值税。

所以，政策效果可能因企业所属的新能源行业不同而呈现差异。通过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5：

假设5a：税收优惠对所属不同新能源行业的企业创新数量的影响不同。

创新数量层面，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税收优惠能够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4，

5]、新产品销售收入[16]及专利数[17]等。其中，专利数能够客观地反映企业的创新产出和技

术进步[21]，是最常用的创新数量测度指标。如张信东等[22]研究发现享有R&D税收优惠政策

的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数量要显著高于未享有的上市公司。白旭云等[23]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专

利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李香菊等[24]认为税收激励可有效促进企业的专利产出，并在分

组回归中发现税收优惠有利于新能源企业增加专利申请数。税收优惠对创新数量的激励效应主

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可以降低研发成本和风险。创新活动高成本、高风险特征明显，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加速折旧等政策可以降低研发成本，分散创新风险，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其

二，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技术创新活动需要高额的资金投入，所得税税率降低、增值税即

征即退等政策可减少企业现金流出，提高内源融资能力。此外，获得减税资格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企业信用评级良好，有利于企业吸引风险投资机构注资，拓宽外源融资渠道，缓解企业创

新的融资约束。

创新质量层面，虽然中国近年来新能源专利申请数量增长快速，但专利质量参差不齐。发

明专利新颖性和创造性较强，审查流程严格，从申请、公开到授权的时间较长，能反映出企业

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可代表高质量创新;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即非发明专利的

创新性较弱，不存在实质审查阶段，可代表低质量创新。[23，25]黎文靖等[26]研究发现受产

业政策激励的企业，专利申请数、非发明专利申请数显著增加，但发明专利申请数没有明显变

化，这表明选择性产业政策下企业为“寻扶持”追求创新数量而忽略高质量创新。不同创新质量

水平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相比于低质量创新，高质量创新需要充

足且持续的资金支持、技术能力较强的研发团队以及风险承担倾向较高的领导者。[23]而新能

源企业前期需要投入较高的建设成本，加之新能源技术与需求市场不成熟，致使企业可能缺乏

资金基础和动力从事高质量创新活动。其二，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税收优惠可能诱发道德风

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为迎合政府监管和产业政策的要求，获得减税资格或增加减税力度，企业

会倾向于难度低和周期短的创新活动，最终研发成果多为非发明专利。例如，《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管理办法》对企业Ⅰ类（包括发明专利）和Ⅱ类知识产权（包括非发明专利）的赋分值虽

然有所区别，但企业可以通过增加非发明专利提高被认定的几率，来获得所得税优惠。基于上

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a：税收优惠有利于新能源企业提高创新数量。

假设1b：相比于高质量创新，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低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二）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分析

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增加，均需要研发投入的支持，而研发投入包括研发资金投入和研

发人力投入。

在研发资金投入层面：一方面，所得税税率优惠、增值税即征即退等政策会直接增加企业

的税后收益，使其有较为充裕的资金购置研发设备和材料等，提高其创新绩效;另一方面，所

得税税前扣除、加速折旧等政策会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激励企业增加研发资金投入，以提高

其创新绩效。

在研发人力投入层面：一方面，企业获得减税资格，有利于提高信用评级，从而吸引科研

人才流入，提高创新绩效;另一方面，税收优惠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增加企业可支

配收入，诱导企业通过提高薪酬或增加教育培训等方式吸引更多的研发人才，从而提高其创新

绩效。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2和研究假设3：

假设2a：研发资金投入在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数量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2b：研发资金投入在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3a：研发人力投入在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数量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假設3b：研发人力投入在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三）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1.企业产权性质差异

产权性质与企业创新活动关系密切。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其创新动机与创新行为不同。

一方面，由于长期依赖行政保护和资源垄断，国有企业的创新倾向较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下，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创新动机与需求更为强烈，更重视资源利用效率，有利于

发挥税收优惠的创新引导功能。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和政府关系密切，拥有较多的融资渠道和

丰富的创新资源，而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相对狭窄，创新活动易受资金和人才等资源的约

束。因此，非国有企业获取税收优惠的需求更为迫切，具有较高的政策敏感度。[18]通过上述

分析，提出研究假设4：

假设4a：相比于国有新能源企业，税收优惠对非国有新能源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效果更

强。

假设4b：相比于国有新能源企业，税收优惠对非国有新能源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效果更

强。

2.所属新能源行业差异

新能源包括光伏、风电、核电等。一方面，我国新能源产业整体发展较快，但不同行业发

展水平差异明显。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来看，光伏、风电行业正逐步走向成熟，而地热能、生

物质能等行业尚处于初创期。在“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的发展过程中，企业面临

着不同的市场竞争、创新风险，形成不同的创新战略[27-29]，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敏感性不同

[24]。另一方面，新能源领域的税收优惠政策具有行业差异。例如，光伏发电产品增值税即征

即退50%，核力发电企业增值税先征后退，生物质能电力产品按原料类别减征相应的增值税。

所以，政策效果可能因企业所属的新能源行业不同而呈现差异。通过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5：

假设5a：税收优惠对所属不同新能源行业的企业创新数量的影响不同。

创新数量层面，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税收优惠能够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4，

5]、新产品销售收入[16]及专利数[17]等。其中，专利数能够客观地反映企业的创新产出和技

术进步[21]，是最常用的创新数量测度指标。如张信东等[22]研究发现享有R&D税收优惠政策

的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数量要显著高于未享有的上市公司。白旭云等[23]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专

利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李香菊等[24]认为税收激励可有效促进企业的专利产出，并在分

组回归中发现税收优惠有利于新能源企业增加专利申请数。税收优惠对创新数量的激励效应主

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可以降低研发成本和风险。创新活动高成本、高风险特征明显，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加速折旧等政策可以降低研发成本，分散创新风险，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其

二，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技术创新活动需要高额的资金投入，所得税税率降低、增值税即

征即退等政策可减少企业现金流出，提高内源融资能力。此外，获得减税资格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企业信用评级良好，有利于企业吸引风险投资机构注资，拓宽外源融资渠道，缓解企业创

新的融资约束。

创新质量层面，虽然中国近年来新能源专利申请数量增长快速，但专利质量参差不齐。发

明专利新颖性和创造性较强，审查流程严格，从申请、公开到授权的时间较长，能反映出企业

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可代表高质量创新;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即非发明专利的

创新性较弱，不存在实质审查阶段，可代表低质量创新。[23，25]黎文靖等[26]研究发现受产

业政策激励的企业，专利申请数、非发明专利申请数显著增加，但发明专利申请数没有明显变

化，这表明选择性产业政策下企业为“寻扶持”追求创新数量而忽略高质量创新。不同创新质量

水平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相比于低质量创新，高质量创新需要充

足且持续的资金支持、技术能力较强的研发团队以及风险承担倾向较高的领导者。[23]而新能

源企业前期需要投入较高的建设成本，加之新能源技术与需求市场不成熟，致使企业可能缺乏

资金基础和动力从事高质量创新活动。其二，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税收优惠可能诱发道德风

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为迎合政府监管和产业政策的要求，获得减税资格或增加减税力度，企业

会倾向于难度低和周期短的创新活动，最终研发成果多为非发明专利。例如，《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管理办法》对企业Ⅰ类（包括发明专利）和Ⅱ类知识产权（包括非发明专利）的赋分值虽

然有所区别，但企业可以通过增加非发明专利提高被认定的几率，来获得所得税优惠。基于上

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a：税收优惠有利于新能源企业提高创新数量。

假设1b：相比于高质量创新，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低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二）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分析

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增加，均需要研发投入的支持，而研发投入包括研发资金投入和研

发人力投入。

在研发资金投入层面：一方面，所得税税率优惠、增值税即征即退等政策会直接增加企业

的税后收益，使其有较为充裕的资金购置研发设备和材料等，提高其创新绩效;另一方面，所

得税税前扣除、加速折旧等政策会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激励企业增加研发资金投入，以提高

其创新绩效。

在研发人力投入层面：一方面，企业获得减税资格，有利于提高信用评级，从而吸引科研

人才流入，提高创新绩效;另一方面，税收优惠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增加企业可支

配收入，诱导企业通过提高薪酬或增加教育培训等方式吸引更多的研发人才，从而提高其创新

绩效。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2和研究假设3：

假设2a：研发资金投入在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数量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2b：研发资金投入在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3a：研发人力投入在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数量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3b：研发人力投入在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三）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1.企业产权性质差异

产权性质与企业创新活动关系密切。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其创新动机与创新行为不同。

一方面，由于长期依赖行政保护和资源垄断，国有企业的创新倾向较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下，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创新动机与需求更为强烈，更重视资源利用效率，有利于

发挥税收优惠的创新引导功能。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和政府关系密切，拥有较多的融资渠道和

丰富的创新资源，而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相对狭窄，创新活动易受资金和人才等资源的约

束。因此，非国有企业获取税收优惠的需求更为迫切，具有较高的政策敏感度。[18]通过上述

分析，提出研究假设4：

假设4a：相比于国有新能源企业，税收优惠对非国有新能源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效果更

强。

假设4b：相比于国有新能源企业，税收优惠对非国有新能源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效果更

强。

2.所属新能源行业差异

新能源包括光伏、风电、核电等。一方面，我国新能源产业整体发展较快，但不同行业发

展水平差异明显。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来看，光伏、风电行业正逐步走向成熟，而地热能、生

物质能等行业尚处于初创期。在“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的发展过程中，企业面临

着不同的市场竞争、创新风险，形成不同的创新战略[27-29]，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敏感性不同

[24]。另一方面，新能源领域的税收优惠政策具有行业差异。例如，光伏发电产品增值税即征

即退50%，核力发电企业增值税先征后退，生物质能电力产品按原料类别减征相应的增值税。

所以，政策效果可能因企业所属的新能源行業不同而呈现差异。通过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5：

假设5a：税收优惠对所属不同新能源行业的企业创新数量的影响不同。

创新数量层面，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税收优惠能够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4，

5]、新产品销售收入[16]及专利数[17]等。其中，专利数能够客观地反映企业的创新产出和技

术进步[21]，是最常用的创新数量测度指标。如张信东等[22]研究发现享有R&D税收优惠政策

的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数量要显著高于未享有的上市公司。白旭云等[23]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专

利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李香菊等[24]认为税收激励可有效促进企业的专利产出，并在分

组回归中发现税收优惠有利于新能源企业增加专利申请数。税收优惠对创新数量的激励效应主

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可以降低研发成本和风险。创新活动高成本、高风险特征明显，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加速折旧等政策可以降低研发成本，分散创新风险，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其

二，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技术创新活动需要高额的资金投入，所得税税率降低、增值税即

征即退等政策可减少企业现金流出，提高内源融资能力。此外，获得减税资格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企业信用评级良好，有利于企业吸引风险投资机构注资，拓宽外源融资渠道，缓解企业创

新的融资约束。

创新质量层面，虽然中国近年来新能源专利申请数量增长快速，但专利质量参差不齐。发

明专利新颖性和创造性较强，审查流程严格，从申请、公开到授权的时间较长，能反映出企业

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可代表高质量创新;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即非发明专利的

创新性较弱，不存在实质审查阶段，可代表低质量创新。[23，25]黎文靖等[26]研究发现受产

业政策激励的企业，专利申请数、非发明专利申请数显著增加，但发明专利申请数没有明显变

化，这表明选择性产业政策下企业为“寻扶持”追求创新数量而忽略高质量创新。不同创新质量

水平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相比于低质量创新，高质量创新需要充

足且持续的资金支持、技术能力较强的研发团队以及风险承担倾向较高的领导者。[23]而新能

源企业前期需要投入较高的建设成本，加之新能源技术与需求市场不成熟，致使企业可能缺乏

资金基础和动力从事高质量创新活动。其二，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税收优惠可能诱发道德风

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为迎合政府监管和产业政策的要求，获得减税资格或增加减税力度，企业

会倾向于难度低和周期短的创新活动，最终研发成果多为非发明专利。例如，《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管理办法》对企业Ⅰ类（包括发明专利）和Ⅱ类知识产权（包括非发明专利）的赋分值虽

然有所区别，但企业可以通过增加非发明专利提高被认定的几率，来获得所得税优惠。基于上

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a：税收优惠有利于新能源企业提高创新数量。

假设1b：相比于高质量创新，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低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二）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分析

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增加，均需要研发投入的支持，而研发投入包括研发资金投入和研

发人力投入。

在研发资金投入层面：一方面，所得税税率优惠、增值税即征即退等政策会直接增加企业

的税后收益，使其有较为充裕的资金购置研发设备和材料等，提高其创新绩效;另一方面，所

得税税前扣除、加速折旧等政策会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激励企业增加研发资金投入，以提高

其创新绩效。

在研发人力投入层面：一方面，企业获得减税资格，有利于提高信用评级，从而吸引科研

人才流入，提高创新绩效;另一方面，税收优惠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增加企业可支

配收入，诱导企业通过提高薪酬或增加教育培训等方式吸引更多的研发人才，从而提高其创新

绩效。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2和研究假设3：

假设2a：研发资金投入在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数量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2b：研发资金投入在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3a：研发人力投入在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数量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3b：研发人力投入在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三）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1.企业产权性质差异

产权性质与企业创新活动关系密切。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其创新动机与创新行为不同。

一方面，由于长期依赖行政保护和资源垄断，国有企业的创新倾向较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下，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创新动机与需求更为强烈，更重视资源利用效率，有利于

发挥税收优惠的创新引导功能。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和政府关系密切，拥有较多的融资渠道和

丰富的创新资源，而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相对狭窄，创新活动易受资金和人才等资源的约

束。因此，非国有企业获取税收优惠的需求更为迫切，具有较高的政策敏感度。[18]通过上述

分析，提出研究假设4：

假设4a：相比于国有新能源企业，税收优惠对非国有新能源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效果更

强。

假设4b：相比于国有新能源企业，税收优惠对非国有新能源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效果更

强。

2.所属新能源行业差异

新能源包括光伏、风电、核电等。一方面，我国新能源产业整体发展较快，但不同行业发

展水平差异明显。从产业生命周期理論来看，光伏、风电行业正逐步走向成熟，而地热能、生

物质能等行业尚处于初创期。在“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的发展过程中，企业面临

着不同的市场竞争、创新风险，形成不同的创新战略[27-29]，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敏感性不同

[24]。另一方面，新能源领域的税收优惠政策具有行业差异。例如，光伏发电产品增值税即征

即退50%，核力发电企业增值税先征后退，生物质能电力产品按原料类别减征相应的增值税。

所以，政策效果可能因企业所属的新能源行业不同而呈现差异。通过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5：

假设5a：税收优惠对所属不同新能源行业的企业创新数量的影响不同。

创新数量层面，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税收优惠能够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4，

5]、新产品销售收入[16]及专利数[17]等。其中，专利数能够客观地反映企业的创新产出和技

术进步[21]，是最常用的创新数量测度指标。如张信东等[22]研究发现享有R&D税收优惠政策

的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数量要显著高于未享有的上市公司。白旭云等[23]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专

利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李香菊等[24]认为税收激励可有效促进企业的专利产出，并在分

组回归中发现税收优惠有利于新能源企业增加专利申请数。税收优惠对创新数量的激励效应主

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可以降低研发成本和风险。创新活动高成本、高风险特征明显，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加速折旧等政策可以降低研发成本，分散创新风险，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其

二，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技术创新活动需要高额的资金投入，所得税税率降低、增值税即

征即退等政策可减少企业现金流出，提高内源融资能力。此外，获得减税资格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企业信用评级良好，有利于企业吸引风险投资机构注资，拓宽外源融资渠道，缓解企业创

新的融资约束。

创新质量层面，虽然中国近年来新能源专利申请数量增长快速，但专利质量参差不齐。发

明专利新颖性和创造性较强，审查流程严格，从申请、公开到授权的时间较长，能反映出企业

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可代表高质量创新;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即非发明专利的

创新性较弱，不存在实质审查阶段，可代表低质量创新。[23，25]黎文靖等[26]研究发现受产

业政策激励的企业，专利申请数、非发明专利申请数显著增加，但发明专利申请数没有明顯变

化，这表明选择性产业政策下企业为“寻扶持”追求创新数量而忽略高质量创新。不同创新质量

水平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相比于低质量创新，高质量创新需要充

足且持续的资金支持、技术能力较强的研发团队以及风险承担倾向较高的领导者。[23]而新能

源企业前期需要投入较高的建设成本，加之新能源技术与需求市场不成熟，致使企业可能缺乏

资金基础和动力从事高质量创新活动。其二，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税收优惠可能诱发道德风

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为迎合政府监管和产业政策的要求，获得减税资格或增加减税力度，企业

会倾向于难度低和周期短的创新活动，最终研发成果多为非发明专利。例如，《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管理办法》对企业Ⅰ类（包括发明专利）和Ⅱ类知识产权（包括非发明专利）的赋分值虽

然有所区别，但企业可以通过增加非发明专利提高被认定的几率，来获得所得税优惠。基于上

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a：税收优惠有利于新能源企业提高创新数量。

假设1b：相比于高质量创新，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低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二）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分析

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增加，均需要研发投入的支持，而研发投入包括研发资金投入和研

发人力投入。

在研发资金投入层面：一方面，所得税税率优惠、增值税即征即退等政策会直接增加企业

的税后收益，使其有较为充裕的资金购置研发设备和材料等，提高其创新绩效;另一方面，所

得税税前扣除、加速折旧等政策会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激励企业增加研发资金投入，以提高

其创新绩效。

在研发人力投入层面：一方面，企业获得减税资格，有利于提高信用评级，从而吸引科研

人才流入，提高创新绩效;另一方面，税收优惠能够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增加企业可支

配收入，诱导企业通过提高薪酬或增加教育培训等方式吸引更多的研发人才，从而提高其创新

绩效。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2和研究假设3：

假设2a：研发资金投入在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数量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2b：研发资金投入在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3a：研发人力投入在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数量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假设3b：研发人力投入在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三）税收优惠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1.企业产权性质差异

产权性质与企业创新活动关系密切。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其创新动机与创新行为不同。

一方面，由于长期依赖行政保护和资源垄断，国有企业的创新倾向较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下，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创新动机与需求更为强烈，更重视资源利用效率，有利于

发挥税收优惠的创新引导功能。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和政府关系密切，拥有较多的融资渠道和

丰富的创新资源，而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相对狭窄，创新活动易受资金和人才等资源的约

束。因此，非国有企业获取税收优惠的需求更为迫切，具有较高的政策敏感度。[18]通过上述

分析，提出研究假设4：

假设4a：相比于国有新能源企业，税收优惠对非国有新能源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效果更

强。

假设4b：相比于国有新能源企业，税收优惠对非国有新能源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效果更

强。

2.所属新能源行业差异

新能源包括光伏、风电、核电等。一方面，我国新能源产业整体发展较快，但不同行业发

展水平差异明显。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来看，光伏、风电行业正逐步走向成熟，而地热能、生

物质能等行业尚处于初创期。在“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的发展过程中，企业面临

着不同的市场竞争、创新风险，形成不同的创新战略[27-29]，对税收优惠政策的敏感性不同

[24]。另一方面，新能源领域的税收优惠政策具有行业差异。例如，光伏发电产品增值税即征

即退50%，核力发电企业增值税先征后退，生物质能电力产品按原料类别减征相应的增值税。

所以，政策效果可能因企业所属的新能源行业不同而呈现差异。通过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5：

假设5a：税收优惠对所属不同新能源行业的企业创新数量的影响不同。